阿尔托纳是汉堡的郊区，是基尔铁路线的起点站，它将把我们带到贝尔特海岸。不到20分钟，我们就进入了荷尔斯泰因地区了。
        6点半，马车停在火车站前。叔叔那些笨重的行李被一一卸下来，运进站，过磅，贴上标签，再装上行李车。7点整，我们已经面对面地坐在同一个车厢里了。汽笛声响了，火车启动了，我们出发了。
        我屈服了吗?还没有呢。不过，清晨新鲜的空气和窗外千变万化的景色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教授的思想明显地跑在了火车的前面，与他的急迫相比，火车是跑得太慢了。车厢里只有我们俩，但我们都保持沉默。叔叔一丝不苟地检查他的钱包和旅行袋，我看得很清楚计划的实行所需的物品他都带齐了。
        在这些东西里，有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纸头上有丹麦的国徽和教授的朋友、丹麦驻汉堡领事克里斯蒂安逊先生的签名。这个文件可以为我们提供便利，在哥本哈根求见冰岛总督。
        我还发现了放在钱包最里层的那个有名的文件。我从心底诅咒它，随后又开始欣赏窗外的景色了。窗外是一大片平原，毫无特色，单调乏味，泥泞不平，但是相当肥沃。这片土地很适合建铁路，尤其是使铁路公司高兴的直线铁路。
        我对这单调的景色还没有来得及厌倦，火车就在出发后三小时到达了基尔，离海只有两步之遥了。
        我们的行李是登记到达哥本哈根的，所以我们不用操心了。但是教授还是用担心的目光看着行李被运上汽船，直到被送进船舱仓。
        我的叔叔虽然行色匆匆，但他精确地计算了火车和轮船的交接时间，不料我们还是有一整天的时间要消磨，因为我们的汽船“艾尔娜拉号”要到半夜后才开。我们又焦急地度过了这9个小时，教授这位性急的旅客破口大骂轮船公司和铁路公司，还指责政府容忍如此恶劣行径。当他和“艾尔娜拉号”的船长争论时，我也不得不和他唱一个调。他要求船长立即开船，船长则毫不理会，打发他去散步。
        在基尔和在其它地方一样，我们要打发一整天的时间。我们在青翠的海湾散步，海湾的尽头耸立着那座小城；我们还在茂密的森林里穿梭，这些森林使这个小城市看上去就象树枝丛中的一个鸟窝；我们欣赏了一座座别墅，每座别墅都有一个小泳池；一路上我们怨声载道，终于熬到了晚上10点。
        “艾尔娜拉号”的烟囱里冒出了缕缕浓烟，锅炉的响声震动着甲板。我们上了船，在唯一的舱室里占有了两个上下铺位。
        10点1刻，船索解开了，汽船迅速穿过大贝尔特海峡黑暗的海面向前驶去。
        夜色浓郁，风向顺，海浪大。岸边点点亮光在黑暗中闪烁，过了一会，我也不知从何而来的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照在海浪上，这就是我第一次渡海留下的所有回忆。
        早上7点，我们在西兰岛西岸的小城科索尔上了岸，又立即登上一列火车，火车载着我们奔驰在与荷尔斯泰因地区一样平坦的大地上。
        到达丹麦首都还有三小时旅程。叔叔彻夜未眠，他急得用脚踹车厢。
        他终于看到了一片海洋。
        “波罗的海海峡!”他叫道。
        我们的左边有一座大楼，很象一个医院。
        “这是一个疯人院，”我们的一个旅伴说。
        “好呀，”我想到，“我们大概要在这样的地方结束我们的生命!无论这个医院有多么大，它要装下李登布罗克教授的所有疯狂还显得太小了!”
        早上10点，我们终于在哥本哈根下了车；行李装上了一辆马车，马车载着我们来到布雷德加尔的凤凰旅馆。路上花了半小时，因为火车站在城外。到了旅馆，我的叔父匆匆梳洗了一下，就带着我出去了。旅馆的守门人能说德语和英语，但这位能说多种语言的教授却用纯正的丹麦语向他问路，这个人也用纯正的丹麦语告诉教授北方博物馆的位置。
        博物馆的馆长汤姆逊先生是一个博学的学者，汉堡领事的朋友。这个奇妙的博物馆以它拥有的石器、中世纪的有盖高脚杯和首饰可以重塑国家的历史。
        我的叔父有一封热情的介绍信给他。一般来说，一个学者接待另一个学者是很冷淡的。但这一次完全不同。汤姆逊先生是个热情洋溢的人，他友好地接待了李登布罗克教授和他的侄儿。我几乎不用说要向这位出色的博物馆馆长隐瞒教授的秘密。我们仅仅是作为有兴趣的游客来参观冰岛。
        汤姆逊先生完全听从我们的需要，把我们带到码头去找开往冰岛的船。
        我暗自希望没有船，但是事与愿违。正好有一条丹麦小船“瓦尔基里号”将在6月2日开往雷克雅未克。船长伯雅恩正在船上，他的未来的船客高兴地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几乎要捏碎他的手。这一举动使船长颇感奇怪，他觉得去冰岛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因为这是他的职业。我的叔父则认为这是件了不起的事。这位可敬的船长利用我们的急切心理，向我们要双倍的旅费，但是我们根本不计较这件事。
        “请在星期二早上7点上船，”船长将一笔可观的美元放进口袋里后说。
        我们对汤姆逊先生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后回到凤凰旅馆。
        “太好了!这一切太好了!”叔父不停地说，“我们找到了这条就要出发的船，运气太好了!现在我们去吃午饭，然后参观这座城市。”
        我们来到科根尼托伍，这是一个不规则的广场，那里停放着两门吓不倒任何人的无用大炮。广场附近的5号，是一家法国餐馆，厨师名叫万桑。我们每人花了4马克饱餐了一顿。
        接着，我孩子般地在城里遛达起来，叔父随着我一起走，但他什么也不看——既不参观王宫，也不欣赏博物馆前横跨运河、建于17世纪的美丽的桥，既不参观宏伟的托尔瓦逊纪念馆，馆内装饰着可怕的壁画，馆内陈列着这位雕塑家的一些作品；他也不去美丽的公园欣赏厚纸板做的罗森堡城堡，还有那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交易所，这座建筑的钟楼由4条铜龙相缠的尾巴构成，城墙上的大风车那宽大的翼象迎风破浪的船上的风帆。
        如果我的美丽的维尔兰姑娘和我一起散步该是多么地惬意啊!我们沿着港口漫步，双甲板船和战舰静静地停泊在港口的红顶下，海峡岸边绿树成荫，浓荫遮蔽着城堡，城堡的大炮黑黑的炮筒在柳树枝叶间隐隐可见。
        唉!可惜呀!我可怜的格萝白离我太遥远了，我还能再见到她吗?
        虽然我的叔父对这些迷人的景色毫不在意，但他却被位于哥本哈根西南部的阿马克岛上一所教堂的尖顶深深地吸引住了。
        我接到朝这个方向前进的命令，登上了一艘在运河航行的小汽船，不一会，小船就靠上了船坞码头。
        我们穿过了几条狭窄的街道，街道上有一些身穿灰黄条子衣服的囚犯在监工的监督下干活。我们很快就到了沃弗雷赛基尔教堂，这座教堂毫无特色，只是它高高的尖顶吸引了叔父的注意：从平台开始有一个外楼梯环绕而上，螺旋形的楼梯在露天伸展着。
        “我们上楼梯，”叔父说。
        “可是，会头晕的。”我反对。
        “又扯一个理由，一定要习惯。”
        “可是……”
        “快些，听我的，别浪费时间。”
        我不得不服从。住在街对面的守门人交给我们一把钥匙，我们就开始攀登楼梯了。
        叔父动作敏捷地走在我前面，我心惊胆颤地跟着他，因为我非常容易头晕。我既没有鹰的平稳，也没有它们不敏感的神经。
        当我们在内楼梯攀登时，一切都很顺利；走完一百五十级后，风迎面扑来，我们到达了钟楼的平台，空中楼梯就将从这里开始，楼梯边只有细栏杆防护，梯级越高越窄，仿佛通往无限的空间。
        “我爬不上去了!”我喊道。
        “你变成了胆小鬼了?上!”教授毫不留情地回答说。
        我紧挨着栏杆跟着他向上爬。风吹得我昏沉沉的；我感到钟楼在风中摇晃起来，我的双腿发软，很快就跪着爬了，后来干脆就匍匐着向上爬，我紧闭双眼，感到阵阵头晕目眩。
        最后，叔父抓住我的领口，我终于到达了顶部的圆球处。
        “往下看呀!”他对我说，“好好看!要好好上一堂看深渊的课!”
        我睁开眼睛，看到了下面在浓烟中仿佛被倒塌摊平了的房屋。我的头顶漂浮着云彩；由于视觉上的错觉，这些云彩仿佛都是固定不动的，而钟楼、圆球和我自己都被疯狂的速度带动着前进。远处的一边是绿色的田野，另一边是波光鳞鳞的海面。波罗的海海峡一直伸展到艾尔斯诺岬角，海面上白帆点点，犹如海鸥的翅膀；东面的浓雾里，瑞典起伏的海岸线隐约可见。所有这一切都在我的眼皮下旋转起来。
        我必须站起来，而且要站直身子，向周围眺望。我的第一堂控制头晕课持续了一个小时。最后当我得到允许从楼梯上下来，双脚踏上坚实的土地时，我简直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我们明天再来，”教授对我说。
        事实上，这样的练习我连续做了5天，无论我是否心甘情愿，我在这种居高临下的眺望艺术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