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人是第一个进行艰难的自治试验的民族

        刚开始时，全体古希腊人贫富平等。每个人都拥有一定数量的牛羊。所住的土坯房是自己的城堡。他们来去自愿，意志自由。一旦有公共的重大事宜需要协商讨论，所有公民定会齐聚广场，选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主持会议，其职责就是使每个人都有畅所欲言、发表高见的机会。每逢战事，他们便挑选一个精力旺盛、充满自信的人为最高统帅。危机一旦过去，自愿赋予该人领导权的乡民们，也同样有权免去该人的职务。
        但是渐渐地，村庄发展成了城市。一些人勤勉工作、脚踏实地；而另一些人则游手好闲、吊儿郎当。有些人命运多舛，有些人为搜刮财富对邻居也坑蒙拐骗。最终，城市不再由许多同等富裕的人们组成。相反，城市居民分化为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
        一座希腊城市国家另一个变化是，曾因率领民众夺得胜利而被心甘情愿拥立为“头领”或“大王”的旧有统帅在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贵族——即在一段时间里获取了过多的财产和农场的富人阶层。
        与普通自由民相比，这些贵族享有许多特权。他们能购买到该东地中海沿岸地区市场上最好的武器。他们有很多闲暇时间演练战斗技法。他们居住在固若金汤的房屋里，并能雇佣士兵为其卖命。他们相互之间常常聚讼纷纭，以决定城市该由谁来统治。获胜的贵族便僭称王位，管理城市并凌驾于所有旁人之上，直至另一野心勃勃的贵族将其杀死或驱赶走为止。
        有与他为虎作怅的士兵为其撑腰，这样一位国王遂被称为“专制君主”。公元前7世纪和6世纪期间，每一座希腊城市均由这样的君王主宰着。顺便提一下，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其实是颇具才华的。但是，这种情形终于变得让人难以忍受。于是便做出了种种努力以期待变革。在这诸种变革中，终于发展出于史可征的第一个民主政体。
        早在公元前7世纪，雅典人就决定除旧布新，在政府中给予为数众多的自由民以更多的发言权，自由民被认为在其祖先亚该亚人时代曾有过这种权利。他们请一位名叫德拉古的人为他们制定严规酷律，以确保穷人不受富人的侵扰。德拉古开始进行工作了。不幸的是，他是位职业法律学家，不谙世事。在他眼中，犯法就是犯法，违法必究。在他完成其工作后，雅典人发现德拉古法典太残酷，不可能将其付诸实施。在这一套新的法律体系下，他们甚至没有足够的绳子来绞死所有的罪犯，因为这套法律体系把偷几个苹果也定为死罪。
        雅典人四处寻找富于人情味的改革者。终于，他们找到了比其他任何人更能胜任的人。他的名字叫梭伦。他出身于名门，曾周游世界，并钻研过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形式。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后，他为雅典人制订出一套以中庸为其基本原则的法律，而中庸正是古希腊人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力图改善农民的境遇，而又不破坏名门望族的富足生活。他认为，贵族如同士兵一样，或者说得更准确点，能够对城邦作出大贡献。为了保护穷人们不受法官（总是从贵族阶层中选举出来，因为他们不拿薪水）滥用职权之苦，梭伦制订了一项条款，让受冤枉的市民有权利向由30名雅典同胞组成的陪审团面陈冤情。
        最重要的是，梭伦使城市事务与普通自由民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他不能再呆在家里说什么，“哦，我今天公务繁忙”或“天正在下雨，我最好呆在家里。”他被期待着恪尽职守：参加市政会议，并担负起保卫城邦安全与繁荣的重要职责。
        这种民治政体的政绩常常乏善可陈，但有的却是过多的夸夸其谈；有太多的执政者为争名逐誉而相互勾心斗角的闹剧。然而，这却教育了古希腊人自强自立，依靠自己来拯救自己，而这也就变成了一件天大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