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受敌的中欧是怎样变为一个兵营的？为什么说，如果没有那些职业士兵和作为封建制度组成部分的行政官员，欧洲早就不复存在了

        下面我要讲的是公元1000年时的欧洲情况。此时，大多数人民痛苦难耐而听信了一种世界末日即将降临的预言。他们蜂涌入修道院，以便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被发现正在虔诚地司职着圣事。
        在一个已湮没难考的时代，日耳曼诸部落离开亚洲家乡，向西迁徙至欧洲。凭借着他们兵多将广，强行攻入罗马帝国，把赫赫的西罗马帝国一举捣毁。东罗马帝国因距离大迁徙的干道较远而幸免于难，但也只能苟延残喘地继承古罗马的荣耀了。
        在接踵而至的动荡年代里（公元6、7世纪时的历史上真正的黑暗时代）日耳曼诸部族被劝说皈依了基督教义，并认可罗马主教为教皇，即世界的精神领袖。公元9世纪时，查理曼大帝以出色的组织天才把西欧大部分地区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使罗马帝国重振雄风。到了公元10世纪，这个帝国解体了，西部成立了独立的王国——法兰西，东半部被称为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这个联邦各加盟国的君主都假称恺撒和奥古斯都的直系苗裔。
        不幸的是，法兰西诸国王的皇威并没有伸展到王家住地的护城河以外的地区。反之，德国各诸侯势力日益壮大，按照各自的希望和利益各行其道，公然不把神圣的罗马皇帝放在眼里。
        西欧三角地带常常三面受敌，这加深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苦难。南面是曾经很危险的伊斯兰教徒。西海岸不断遭到北欧人的洗劫，东部边疆（除了一小段喀尔巴阡山之外）毫无防卫能力，听由匈奴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和鞑靼人的摆布。
        罗马的太平盛世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一去不复返的“黄金时代”只能在梦中重温。当前的问题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自然，人们更愿意战斗。为形势所迫，欧洲已成为武装到牙齿的大兵营，急需强有力的领导。无论国王还是皇帝都躲得远远的。这些边疆居民（公元1000年时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是边疆）必须自力更生。他们心悦诚服地服从国王派来管辖边陲地区的代表，只要这些代表真能够保护他们抵御外侮。时间不长，一些小公国在中部欧洲星罗棋布。每一个都由大公或伯爵、男爵宣誓效忠于授予他们“采邑”（“feudum”，即封建“fetidal”一词的由来）的国王。“采邑”是他们忠诚效劳和向国王交纳一定量赋税的交换条件。但在当时交通工具十分简陋，异地旅行蜗行牛步，因而这些国王或皇帝的执政官能享受很大程度的独立，并在各自管辖的行省内僭取原本只是属于国王的许多权利。
        但是，如果你认为11世纪的人们反对行政体制，你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支持封建制度是因为它是符合实际、确有必要的一种体制。他们的封建主同时就是他们的主人，平常住在建在陡崖顶上或是幽深的护城河之间的一座大石房里，都在他的臣民的视力所及范围之内。一遇到危险，他的子民们就到公侯城堡森严的高墙里避难。因此，他们总是住得越挨近城堡越好。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欧洲城市起源于封建城堡周围的原因。
        但是，中世纪早期的骑士却远不只是一介赳赳武夫。他既是那个时代的行政官员，又是他所在社区的法官和警长；他抓捕拦路抢劫的强盗，保护走街串巷的小贩，即11世纪的商人；他保卫堤坝以免乡村被淹（就像四千年前尼罗河畔的古代贵族所做的那样）；他为那些云游四方，讲述大迁徙战争中古代英雄的传奇故事的行吟诗人充当赞助人。此外，他还要看护他所在地区内的教堂和修道院；尽管他目不识丁、不谙作文（当时认为，这些事情非男人所为），他却雇佣一批神甫为他捉刀代笔，替他登记凡发生在公侯领地内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诸事宜。
        到了15世纪，国王们又重振雄风，足以行使因“沐浴上帝灵光”而获得的权力。于是，封建骑士失去了他们先前的独立性。他们被降至乡绅的地位，不再符合时代的需要，很快被时代所唾弃。不过，倘若没有黑暗时代的“封建制度”，欧洲早已不复存在了。那时有许多坏骑士，就像现在有许多坏人一样。但一般说来，十二三世纪的铁腕男爵还都是勤勉有加的父母官，对进步事业作出了非常有益的贡献。在那个时代，曾经照亮了埃及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世界的学术与艺术的高贵火炬已成为迷离星火。若没有骑士及挚友僧侣，则文明将会完全湮灭。而人类将会从茹毛饮血、择穴而居的时代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