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几条有用的原理，其中之一就是，人很少出于单一的动机做某事。不论我们向一所新大学捐十万美元，还是不肯给饥饿的流浪汉一个铜板；不论我们宣称只有在国外才能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还是发誓再也不离开美国海岸；不论我们坚持把黑说成白，还是把白说成黑。总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促使我们这样做，而且我们自己也很清楚，但是如果谁真的把这些原因原原本本地说出来，十有八九会在公众面前落得个惨不忍睹的形象。我们总会本能地在众多的动机当中挑选一个最令人尊敬、最值得称道的，按照公众的品味粉饰一番，然后对大家说“这就是我做某事的原因”。
        但是，尽管大多数时候这可以蒙骗大多数人，但是还没人发现有什么办法能让一个人蒙骗他自己，哪怕是几分钟。
        因为对这个让人尴尬的事实都很清楚，所以文明时代的人们早已心照不宣，无论何时都不会当众拆穿这个秘密。
        我私下怎么想，那是我自己的事。大家只要表面上都道貌岸然，就都心满意足，高高兴兴地遵守“你不拆穿我，我也不拆穿你”的原则。
        人的天性可不讲究任何礼数，对于这个通用的行为准则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例外，因此天性很少被允许进入文明社会中的神圣场合。就拿那位叫作克里奥的可怜缪斯缪斯克里奥，缪斯是希腊神话中宙斯的九个女儿，人们认为缪斯们为艺术家，尤其是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带来灵感。罗马时代，人们认为每一位缪斯掌管一门艺术，其中克里奥掌管历史。来说吧，由于历史至今还只是少数人的消遣，所以她一直百无聊赖，而她那些姐妹虽不如她受人尊敬，但自古以来一直可以唱歌跳舞，到处参加晚会，这自然惹恼了可怜的克里奥，于是她就用自己微妙的手段不断进行报复。
        这完全是人性的一种，但却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时常耗费人类大量的性命与资财。
        每当这位老妇人向我们展示积攒了几个世纪的成套的谎言，整个世界就会立即失去和平与幸福，笼罩在一片战火之中。庞大的骑兵团左冲右突，长长的步兵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前开去。最后，国家变得一片荒凉，钱财被消耗殆尽，打仗的人们回到家乡，或者被抬进墓地。
　　渐渐地、渐渐地，就像我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同行中的某些人开始认识到，历史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要遵守一定的规律，就像我们已经在化学实验和天文观察中认定的那样。所以，我们正在做一项有益的科学大扫除，这将会使我们的后代受益无穷。
　　这终于把我带到了本章开头提到的内容，那就是基督教的宗教改革运动。
        对这场社会和精神的大变革，直到不久之前还只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彻底肯定，一种是全盘否定。
        前一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这是一次宗教热情的突然爆发，一些高贵的神学家对教廷统治的道德败坏深感震惊，于是就建立了自己的独立教会，这样他们就可以向那些真心要做基督徒的人传授真正的信仰。
那些仍然忠实于罗马教廷的人就不那么热情了。
　　阿尔卑斯山另一边的学者认为，宗教改革是一次应该受到谴责的阴谋，几个卑鄙的王宫贵族想解除婚姻，还想获得原本属于教会的财产，于是就密谋行事。
　　不用说，双方各有对错。
        宗教改革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怀着各种各样的动机。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意识到，在这场大变革中，宗教不满只起了次要的作用，它实际上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革命，只有很少的神学色彩。
        如果我们告诉孩子们，菲利普亲王菲利普亲王（1504～1567），德意志新教领袖。1518年成为黑森伯爵。　　16世纪20年代宗教改革运动席卷德国，他自1524年起就站在路德一边。为此与萨克森选候约翰，以及德意志北部、东部的一些公爵结成防御同盟，他自己成为这一新教集团的领袖。他曾因重婚受到皇帝的审判。是个非常开明的统治者，他本人对改革后的教义很有兴趣，当然比告诉他们他是一个毫无操守的政客，在向其他基督徒开战时接受了异教的土耳其人的帮助要容易的多。于是几百年来，新教徒便把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伯爵塑造成一位宽宏大量的英雄，而不提他希望看到黑森家族取代宿敌哈普斯堡家族。
        另一方面，克雷芒教(指克雷芒七世（1478～1534），出身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1523～1534）年在位)曾试图阻止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但遭到失败)可以被描写成一位仁爱的牧羊人，他用尽最后一丝气力，阻止羊群被引入歧途。这比把他写成典型的美第奇家族王子要容易得多。（美第奇家族把宗教改革运动看成喝醉酒的德国僧侣不体面的争吵，还利用教会的力量扩展意大利祖国的利益。）如果在天主教的课本中看到这样一位传说般的人物向我们微笑，我们丝毫不必感到惊讶。
　　但是我们丝毫没有义务坚持我们祖先的错误，完全可以自由地得出一些自己的结论。
　　黑森家族的菲利普是路德的挚友和支持者，虽然他有很强的政治野心，但是这并不说明他的宗教信仰不够虔诚，不能这样下结论。
　　当他在1529年那份著名的“抗议”上签字的时候，和其他签字者一样，他知道自己将“置身于暴风骤雨之中”，而且可能在断头台上了此一生。如果他没有非凡的勇气，就不可能扮演他实际上扮演了的角色。
　　不过我想阐明的观点是：如果不深入地了解一个历史人物在什么动机的激励下做了他所做的事，又是由于什么原因放弃了他所放弃的事，我们就很难——几乎不可能——对他作出评价（即便对我们的邻居，想必也是如此）。
　　法国有一句谚语：“了解一切即宽恕一切。”这说法似乎有点太简单了。我想把它改成：“了解一切即理解一切。”仁慈的主几百年前就把宽恕的权力留给了自己，我们还是把宽恕的事交给他吧。
　　我们可以诚惶诚恐地努力去“理解”，对人类有限的能力来说，这已经足够承担了。
　　刚才我们绕了一点弯子，现在，让我们回到宗教改革运动吧。
　　抗议就我对这场运动的理解，它基本上是一种新的精神的体现。这种精神是前三百年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结果，后来被人们称为“民族主义”，因而必将是那个已经统治所有欧洲国家达五百年的“超级国家”不共戴天的敌人。
　　如果不是同仇敌忾，德国人、芬兰人、丹麦人和法国人、英国人、挪威人就不可能紧密地联合起来，共同推翻那道将他们监禁很久的高墙。
　　如果不是这些各自为政、互相忌妒的力量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暂时联合起来，忘掉各自的怨恨和野心，宗教改革运动也决不可能成功。
　　那样宗教改革就会退化成一连串小规模地方起义，只消一支外国雇佣军团和几个气势汹汹的宗教裁判官就能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
　　那样改革的领导者就会重蹈胡斯的覆辙，像从前的韦尔多派、阿尔比派一样，他们的追随者也会被斩尽杀绝。对那些“违反纪律”的人施行一通施雷克里克式的整治之后，教廷就会再次轻松取胜。
　　即便如此，这场伟大的改革运动成功的程度也被削减到了最小。胜利刚刚到手，对反叛者生命安全的威胁刚刚解除，新教的阵营就分化为无数彼此敌对的小集团，重演他们昔日的敌人全盛时期犯下的罪恶，只不过规模小得多。
　　一位法国修道院院长（很遗憾我忘了他的名字，但他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人）曾经说过，我们必须学会热爱人类，不论它做了什么。
　　从四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回头望去，那是一个有着巨大的希望，但是失望更大的时代。想想那些为了从未实现的理想，在断头台上、在战场上牺牲生命的无数男女；想想那些为了心中的神圣而丢掉性命的无名百姓；再想想旨在建立一个更自由、更文明的世界，结果却一败涂地的新教起义，人们的博爱之心会受到最严峻的考验。
　　直言不讳地说，“新教从这个世界带走了很多高贵的、美好的东西，带来了很多狭隘的、敌意的、粗野的东西”。它不仅没有使人类历史更加简单和谐，反而使之更加复杂和无序。然而，这些并不应该过多地归罪于宗教改革运动，而是应该在大多数人固有的思维弱点中找原因。
　　他们不愿意太匆忙。
　　他们根本无法跟上领导者的步伐。
　　他们并不缺乏良好的愿望，而且最终他们也会跨过从旧世界到新世界的桥梁。但是他们要等待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时机，而且将尽可能地保留祖先的传统。
　　宗教改革本来要在基督徒与上帝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摈弃旧时代的偏见与腐败，结果却被它的支持者背负的中世纪包袱弄得一塌糊涂，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世人很快发现，宗教改革运动成了它深恶痛绝的教廷制度的翻版。
　　这就是新教反叛运动的最大悲剧，它无法超越它的大多数支持者平庸的智慧。
　　结果，欧洲北部和西部人们没有获得预想中那样长足的进步。
　　被奉永远正确的人没有了，宗教改革又给世界带来了一本被视作完美无暇的书。
　　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没有了，又出现了上千个小的统治者，每一个都想在自己的天地里至高无上。
　　基督教世界没有被分成界限分明的两半，分成当权者与在野者，分成虔诚信徒与异端分子，而是出现了数不清的各执己见的小集团，彼此毫无共识，却都对与自己见解不同的人怀着深仇大恨。它没有像早期的教会那样，建立一个宽容的王朝，而是在获得权力、凭借不计其数的问答录、教义和告解书筑起坚固的城池之后，立即向那些敢于反对官方教义的人进行无情的打击。
　　这无疑是最令人遗憾的。
　　但是从16、17世纪的思想发展来看，这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路德和加尔文（1509～1564）（加尔文，瑞士宗教改革家，新教归正宗创始人。生于法国一教会法律顾问家庭，十二岁开始领取教会俸禄。幼年学习拉丁文、哲学和神学，后来从具有人文思想的天主教徒转变为宗教改革的积极倡导者。1533年因鼓吹宗教改革被法国王室认为是异端而被迫离开法国。1536年他成为日内瓦市议会的实际领导人，在此期间他编订教会法规，由市议会强迫市民宣誓奉守，拒绝者驱逐出境。1538年以下层市民为主的自由派将加尔文逐出日内瓦。同年他迁居斯特拉斯堡任牧师，其间结识马丁·路德、梅兰希顿等人。1540年，日内瓦宗教改革派重掌政权，加尔文应邀重返日内瓦领导宗教改革及市政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这些领导者的勇气，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一个相当可怕的词：胆大包天。
　　一个朴素的奥斯定会僧侣，德国偏远地区一所新建大学的教授，公然烧毁了教皇的圣谕，把自己的反叛主张贴在一座教堂的大门上；一个病病恹恹的法国学者把一座瑞士小城变成了挑战教廷权威的堡垒；这些人堪称刚强坚毅的楷模，后世无人可及。
　　这些胆大妄为的反叛者很快找到了朋友和支持者，这些朋友各有各的打算，支持者则想浑水摸鱼，不过这都不是本书讨论的内容。
　　当这些人为了自己的良知以性命相博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也不会料到北方大多数国家都会聚集到自己的麾下。
　　但是，一旦他们被卷入自己掀起的漩涡，就只能听凭洪流的摆布。
　　不久，他们发现必须拼尽全力才能不被洪水淹没。远在罗马的教皇终于明白，这场可恶的骚乱并非只是一些多明我会僧侣和奥斯定会托钵僧的争执，而是一个前法国牧师的阴谋。教皇停止修建他心爱的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这让他的众多出资者很高兴），召开会议准备讨伐。教皇的通谕和逐出教会的命令汹涌而来，帝国的军队也开始行动，反叛的领导者此时已无路可退，只能背水一战。
　　历史上，伟大人物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失去分寸，早已经不止一次。同是一个路德，曾经大声疾呼“烧死异端分子是违背圣意的”，几年之后当他看到德国人和荷兰人倾向于再洗礼派（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时期新教中一些主张成人洗礼的激进派别的总称。因该派否认婴儿洗礼的效力，主张给能够行使自由意志的成人施洗才为有效，故名。该派从出现起，就受到世俗当局和教会权威——包括天主教和新教的双重迫害。1530年奥格斯堡议会开会时，诸侯、天主教会和新教路德宗一致主张按处置异端的方法对付再洗礼派）的主张时，却好像失去了理智，咬牙切齿，怒不可遏。
　　起初，这位无畏的改革者坚持认为，决不能把人类自己的逻辑体系强加给上帝；到了最后，他却把对手用火烧死，而对方的理论显然比他自己的更有说服力。
　　今天的异端明天就会成为异端的死敌。
　　加尔文和路德总是谈论黑暗过后的崭新时代，然而他们自始至终都是中世纪的忠实儿孙。
　　他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把宽容当作什么美德。当他们无处栖身时，还乐于打出精神自由的神圣旗帜，因为它可以用作攻击敌人的一个理由。一旦打了胜仗，这件可以信赖的武器就被小心翼翼地藏到新教废品库的角落里，在这里，早已堆放了许多别的因为无用而被弃置一边的好东西。它就静静地躺在那里，渐渐被人遗忘，直到多年以后，人们才在满满一箱老式说教的后面发现它。有人捡起它，擦去锈迹，再次用它投入战斗，但是这些人却与16世纪那些参战者有些本质的不同。
　　不过，新教革命为宽容精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并非革命的直接结果，它在这方面确实收获很小。但是宗教改革的结果却间接地起到了进步的作用。
　　首先，它使人们熟悉了圣经。教会从未正面禁止人们读圣经，但是它也从未鼓励普通百姓研读这本圣书。现在，每个面包师、造烛台的工匠都能拥有一本自己的圣经，可以在自己的作坊里独自研究它，得出自己的观点，而不必担心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熟悉之后，对未知神秘事物的敬畏和恐惧心理就一扫而光。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的两百年间，虔诚的新教徒对《旧约》中的一切，从巴兰的驴子巴兰，《圣经》故事中的先知（原为术士。据《旧约》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摩押后，摩押国王巴勒备厚礼派使臣请巴兰诅咒在摩押平原扎营的以色列人。他因难于推辞只得奉命。上帝于是派天使持剑阻拦他座驴前进。巴兰三次鞭打驴逼它前行，天使则让驴吐人言，并命巴兰按上帝旨意说话。后巴兰在摩押登高设坛，不仅不诅咒以色列人，反而作赞歌加以祝福。后因替巴勒出诡计让摩押女人引诱以色列人纵淫，在以色列战士灭摩押国时被杀。）到约拿的鲸鱼约拿，（《圣经》故事人物，以色列的先知。据《旧约·约拿书》记载，生于迦特希弗城。上帝曾命他到亚述国首都尼尼微布道，他心恨亚述，唯恐尼尼徽人从此免灾，因此抗命乘船逆向而去。上帝大怒，兴风作浪。约拿为息上帝怒气，让水手把他扔入海中，被上帝所遣大鱼吞没。约拿在鱼腹中祈祷三天三夜，遂被鱼吐上陆地。他乃诚心前往尼尼微，在那里传达上帝将于四十天后毁灭全城的消息。尼尼微人闻讯立即忏悔，弃恶从善，上帝便不再降灾。约拿因此大失所望，负气离城。于是上帝又显神迹，教导他上帝是普爱众生的。）都深信不疑。胆子大的人即使对一个逗号有疑问，也知道最好不要随便让人家听见自己怀疑的窃笑。这时候倒不用害怕什么宗教法庭，但是新教的牧师有时候也能让某个人的生活过得非常不痛快，而且牧师的公开谴责带来的经济后果，如果不能说是灾难性的，也常常是非常严重的。
　　然而，这本书实际上是一个由牧民和商人组成的小民族的民族史，对于这本书的反复不断的研究，必然会带来一些路德、加尔文以及其他改革者从未料到的后果。
　　假如他们预料到了，我肯定他们会和教会一样不喜欢希伯来人和希腊人，会小心谨慎地使《圣经》中的任何章节都不落人外人的手中。因为到了后来，越来越多认真的学生开始把《旧约》当成一本与众不同的有趣的书来欣赏。他们觉得书中包含的那些描写残忍、贪婪、谋杀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不可能是在神的启示下写成的，从内容上看，它只能出自仍然生活在半野蛮状态的作者之手。
　　从那以后，很多人自然不会再把《圣经》当成唯一的智慧源泉。而且，自由思维的障碍一旦被清除，被诅咒了近千年的科学研究，开始汇成洪流，沿着自然的渠道倾泻而出。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家们中断了的工作，也从两千年前被丢下的地方重新连续起来。
　　其次，对宽容的事业来说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宗教改革把西欧和北欧从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个独裁统治披着宗教的外衣，但实际上完全是罗马帝国精神专制的一种延续。
　　信奉天主教的读者一定很难同意这种观点，但是他们也应该对这场不可避免的运动心怀感激，因为它为他们的信仰产生了有益的作用。因为，种种错误做法已经使教会成了贪婪暴戾的代名词，教会自己也在想方设法，努力恢复往日的圣名。而且它的成功还很辉煌。
　　16世纪中叶以后，梵蒂冈再也不能容忍博尔贾家族。（博尔贾家族，一个意大利家族，其中包括罗德里戈·博尔贾（1431～1503），即后来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凯撒·博尔贾（1476～1507），意大利军人、政治家和神职者，罗德里戈·博尔贾的私生子；还有罗德里戈·博尔贾的女儿卢克莱西亚·博尔贾（1480～1519），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支持者。）和以往一样，教皇还是意大利人。要改动这个规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深孚众望选举教皇的肃机主教们挑选了一个德国人或者法国人或者其他的外国人，罗马的下层群众一定会把整个城市闹得天翻地覆。
　　新教皇的选举非常慎重，只有最德高望重的人才有望当选。
　　新主人在忠实的耶稣会天主教修会之一，1534年为反对宗教改革运动而创建。该会仿效军队编制，组织严密，纪律森严。又被称为“基督连队”。会士辅佐下，开始了彻底的大扫除。赎罪券再不允许出售。
　　修道院的神职人员必须学习（进而遵守）他们的创始人制定的条例。
　　在文明的城市里，街上再没有托钵化缘的僧人。
　　文艺复兴时期常见的满不在乎的态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热情追求圣洁有益的生活，为那些不幸的人做善事，诚心诚意为他们服务，帮助他们承担生活的重担。
　　即便如此，大部分失地再也无法收复了。粗略地按地理学划分，欧洲北部仍然信奉新教，而南部则信奉天主教。
　　但是如果我们把宗教改革的结果用图表示出来，欧洲发生的变化就看得更清楚了。
　　在中世纪，有一座无所不在的精神和智力监牢。
　　新教徒的起义摧毁了这座古老建筑，又用它的一部分原材料建起了一座自己的监狱。
这样，从1517年起就有了两座监狱，一座为天主教专用，另一座则是新教的。
　　至少按照最初的计划是这样的。
　　但是新教徒没有经过几百年迫害镇压的训练，没能建起对付反对者的樊笼。
　　大批难以驯服的囚徒从窗户、烟囱和牢房门逃走了。
　　不久整座建筑便破败不堪。
　　大格列高利（约540～604），罗马教皇（590～604年在位），他推行修道院制度，严饬教规，强调修土的苦修和绝对服从，厉行教士独身制。和英诺森三世原先建造的监狱有相同的外表，但是却缺乏必要的内在力量。到了晚上，异教徒们拉走整车的石头、横梁和铁棒，第二天早晨便用这些东西建造他们自己的小堡垒。
　　它刚刚建成准备使用，还没来得及制定一套新的规章制度贴在大门上，心怀不满的管理人员便大批出走。这些人的上司——现在叫作牧师教长，已经失去了过去的约束办法（逐出教会、酷刑、处死、没收财产和流放），只能站在一边，眼睁睁看着那些反叛者按照自己的神学主张建立起一套防御壁垒，大肆宣扬符合他们当前信仰的教义。
　　这样的过程反复出现，最后在不同的壁垒之间形成了一种精神“无人区”，好奇的人可以在这里随意漫步，诚实的人则可以在这里不受干扰、毫无障碍地自由遐想。
　　这就是新教为宽容精神所做的贡献。
　　它重建了个人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