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本书在写作中都会出现危机，有时它出现在前五十页，有时则直到手稿快要完成才冒出来。实际上，一本没有遇到危机的书，就像一个没有出过天花的孩子，很可能隐藏着什么问题。
        这本书的危机几分钟前刚刚出现，因为现在我感到，在1925年写一本关于宽容的书，这念头很有些荒唐。迄今为止进行的所有基础工作大概都是浪费时间。我很想把伯里、莱基、伏尔泰、蒙田、怀特的书堆起来，用我自己的书把它们引燃，一把火烧光。
        这该怎样解释呢？
        这有很多原因。首先，作者终日对一个主题冥思苦想，日子久了必然会感到有些枯燥。其次，是担心这种书没有一点实用价值。再次，还怕这本书会为那些不太宽容的国人提供素材，让他们顺手从中找出一些史实为自己的恶劣行径作依据。
        但是除了这些原因（大多数严肃书籍都有这些问题）之外，现在还有一个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那就是“体系”的问题。
        完整的故事必须有开头有结尾，这本书已经开了头，但是它能有一个结尾吗？
        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列举出一些可怕的罪行，它们都打着正义、公正旗号，骨子里却是专制。
        我可以描绘出当专制被抬高为美德时，人类忍受的苦难的日子。
        我可以对专制口诛笔伐，直到我的读者们异口同声地高呼：“打倒这该诅咒的东西，让我们都变得宽容！”
        但是有一件事我做不到，我不知道怎样达到这个令人向往的目标。从饭后的闲谈到如何表演口技，都有各种各样的书告诉你该怎样做。上个星期天我看到一个函授课程广告，里边有二百四十九个科目，这家学院保证把你教得出神入化，学费还很低廉。可是从来还没有人许诺，能用四十（或者四百）堂课教会你“如何宽容”。
　　就连历史，虽被人们认为能够解开很多秘密，也无法解此燃眉之急。
是的，人们能够写出大部头的著作，论述奴隶制、自由贸易、死刑或者哥特式建筑的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即使缺乏其它资料，我们至少还可以研究维护这些东西或者反对这些东西的男男女女的生平。从这些出色人物研究问题的方式，从他们的个人习惯、社会交往，从他们的饮食爱好，对烟草的态度，甚至从他们所穿的裤子，我们都能够对他们积极拥护或者强烈反对的思想得出一些结论。
　　但是从来没有人把宽容当成自己的事业。那些为这项伟大的事业热情工作的人都是出于偶然。宽容是他们从事其他工作的一种副产品。他们可能是政治家、作家，可能是国王，也可能是医生或者朴素的艺术家。国王处理日常事务时，医生为病人治疗时，艺术家制作雕塑时，也许会为宽容说上一两句好话，但是他们不会终其一生为宽容而奋斗。他们对它感兴趣，和喜欢下棋或者拉小提琴没什么两样。而且因为他们各自属于某一个群体（想一想斯宾诺沙、腓特烈大帝、托马斯·杰弗逊和蒙田怎能成为好朋友！），所以不可能在他们身上找到从事相同工作的人所具有的共同特质，不论是当兵的人、测绘人员，还是拯救世界于罪孽之中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很想求助于名言警句。不论碰到什么进退两难的境地，总会有一两句名言警句可以解决它。但是对现在这个问题，《圣经》、莎士比亚、·沃尔顿（1593～1683）(英格兰文学家)甚至老贝恩汉姆都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提示。在我的记忆中，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盎格鲁(爱尔兰讽刺作家，著名的英国散文大师，作品辛辣讽刺人类的愚昧与虚伪。)说，大多数人从宗教中学会了恨别人，而不是爱别人。很遗憾，这句金玉良言对解决我们面临的困难并不能提供多少帮助。有些人拥有的宗教不比任何人少，但却对别人恨得无以复加；有些人完全没有宗教的慧根，却对迷途的猫狗和基督教世界的人们都充满了热爱。
　　我只能自己寻找答案。经过一番必要的思考，我想说一说我以为正确的东西（尽管还没有太大把握）。
　　曾经为宽容奋斗过的人，不论他们有什么不同，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信仰中都掺杂着怀疑，他们可能确实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但他们的怀疑决不会达到变成绝对信念的程度。
　　在这个超级爱国主义的时代，我们总是热情地吵嚷要百分之百的这个，百分之百的那个。我们也许很有必要看看大自然给我们的教训，它似乎对任何标准化的理想都有一种本能的反感。
　　大家都知道，血统纯粹的猫和狗都是些傻瓜，没有人把它们从雨中带走，它们就会死掉；百分之百的纯铁早已被人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叫做钢的合金；没有珠宝商会费力做百分之百纯金或者纯银的首饰；不论多么好的小提琴，都是由六七种不同的木材做成的；至于完全由蘑菇做成的饭菜——多谢！我可不想吃！
　　一句话，世上绝大多数有用的东西都是混合物，我看不出为什么信仰应该例外。除非我们“肯定”的基础中含有一点“怀疑”的合金，我们的信仰才会像纯银制成的铃铛那样悦耳，否则就会像黄铜制成的长号那样声音刺耳。
　　正是对这一事实的深刻认同，使得宽容的英雄们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在个人品行方面，若论信仰真诚，尽忠职守，以及其他平常的美德，他们中大多数人完全可以通过清教徒检察官的审查。我想说得更深入一些，现在看来他们中至少有一半堪称圣人，但是他们却受自己良心的驱使，成了某个组织公开的敌人，而只有这个组织才有权把普通人封为圣人。
　　幸而他们有着神圣的怀疑。
　　就像从前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他们知道自己面临的问题非常庞大，头脑正常的人决不会指望解决它。也许他们希望并且祈祷自己脚下的路最终能够安全通向目的地，但他们决不会把这当成唯一正确的道路，不会认为那些头脑简单的人欣然踏上的都是旁门左道、通向地狱的罪恶之路。
　　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和我们的教义问答书以及伦理学教科书的观点相左。这些教科书宣扬的是在绝对信仰的火焰照耀下的一个具有高度美德的世界。也许这没错。但是在这团火焰最耀眼的几百年中，平常人的生活却并不特别幸福舒适。我并不希望什么激进的改革，只是觉得为了有一点变化，不妨尝试一下别的光亮，看看那些宽容的兄弟们是怎样看待人间万事的。如果不成功，我们总还可以回到父辈的体制中。但是如果它确实能够投下一片溶溶的光辉，为世界带来一点友善和包容，使社会少一点丑恶、贪婪与仇恨，人们一定会受益颇丰，而代价却很小。
　　轻重几何，自有公论。我还是回到我的历史中去吧。
最后一个罗马人被埋葬之后，最后一个世界公民（取这个词最好、最广义的含义）也就烟消云散了。直到很久以后，世界才再次为包容万物的博爱——这古代世界最优秀的精神特质——敞开安全的栖身之所。
　　我们都已看到，这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
　　国际贸易的复苏，为备受贫穷之苦的西方国家注入了新的资本。一批新的城市逐渐兴起，一个新的阶层成为艺术的资助者。他们花钱出版书籍，为那些紧随经济繁荣而来的大学慷慨解囊。人文学科——就是那些大胆地把整个人类作为试验对象的科学，这时也找到了一批忠实的支持者，这些人奋起反叛经院哲学那些狭隘的条条框框，一些虔诚信徒认为他们对古代智慧和原理的兴趣是邪恶污秽的好奇心，他们便与这些虔诚信徒分道扬镳。
        本书后面的部分，将要讲述走在最前面的一小队先锋的故事。在这些人当中，很少有谁的功劳能够超过一个生性羞涩的人，他就是伊拉斯谟。
　　尽管生性羞涩，他却参加了当时所有的文字交锋，把他那准确的远程大炮——幽默，变成了最致命的武器，令他的敌人胆战心惊。
　　那些炮弹带着他的智慧做成的芥子气，射向敌人的国土。这些伊拉斯谟式的炸弹乍看似乎毫无危险，但实际上都是些最厉害的家伙。它没有嗤嗤作响的导火索，看上去像是新式的焰火，但是上帝保佑那些把它拿回家让孩子玩的人吧！它的毒害一定会侵入那些幼小的心灵，而且毒性持久，四百年来都无法使人类免受它的侵袭。
　　这样一个人，竟然出生在北海东岸泥泞滩涂旁边一个沉闷的小镇，倒也奇怪的很。15世纪时，这片被水浸透的土地上还没有建起那个独立富足的共和国。这里形成了一群无足轻重的小公国，处在文明世界的边缘。空气中长年飘着青鱼的气味，那是他们的主要出口产品。偶尔有来访者，也是在那该死的岸边触礁沉船的水手。
但正是这种恶劣环境带来的孩提时代的恐惧，激励着这个好奇的孩子奋力挣扎，最后终于挣脱出来，成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人物。
　　他从一出生就麻烦不断。他是个私生子。中世纪的人们与上帝、与大自然都保持着亲密友好的关系，对这种事情比我们敏感得多。他们对此深感遗憾。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他们自然非常不赞成。除此之外，这些心地单纯的人倒不会惩罚摇篮中无助的小生命，因为这完全不是他自己的罪过。非正常的出生给伊拉斯漠带来的最大麻烦就是，他的昏头昏脑的父母根本应付不了这种局面，于是把自己的孩子们（伊拉斯谟还有一个哥哥）交给亲戚抚养，而这些亲戚不是笨蛋就是无赖。
　　这些叔叔兼监护人压根儿不知道怎样处置这两个小家伙，母亲一死，他们就从此无家可归了。他们先是被送到了荷兰中部的一个城市德温特一家有名的学校，那里有几个教师是“共同生活兄弟会”的。不过按照伊拉斯谟后来所写的书信判断，这些年轻人只是在与字面意思完全不同意义上有一些“共同”之处。后来，两个孩子被分开，弟弟被送到荷兰西部的一个城市戈达。由一位拉丁学校的校长直接监护。这位校长是孩子继承的微薄产业的三个指定监管人之一。假如伊拉斯谟当年所处的这所学校像我四百年后参观时那样糟糕，我只能为这个可怜的孩子感到难过。雪上加霜的是，几个监护人这时已经把他的钱花得一分不剩。为了逃避起诉（那时的荷兰法庭对此类事情非常严厉），他们匆匆忙忙把孩子送进了施泰恩修道院，还说什么“这下他的前途有保障了”。
　　神秘的历史磨盘终于把这段可怕经历碾成了某种具有巨大文学价值的东西。中世纪末期，修道院中的僧侣半数以上都是大字不识、粗手粗脚的庄稼汉。我真不愿意设想，这个敏感的年轻人如何在那种环境中度过许多年时光。
　　幸运的是，由于施泰恩修道院松弛的纪律，伊拉斯谟可以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前任修道院长留下的拉丁文手稿上。他吸取着这些书稿的精髓，最后成了经典学说的活百科全书。这些对他日后的发展大有裨益。后来他总是搬家，很少有条件去图书馆查找资料，但是他可以从自己的记忆中摘取所需的东西。读过他的厚厚十卷著作集，或者只读过其中一部分的人（现在生命太短暂了），都会对15世纪的“经典知识”赞叹不已。
　　当然，后来伊拉斯谟离开了这座古老的修道院。像他这样的人，是不会受环境的影响的。他们能够在最不可思议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环境。
　　从此伊拉斯谟成了一个自由的人，他一直想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以避开大批慕名而来的朋友，不受干扰地工作。
　　但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带着童年对“活生生上帝”的渴求，灵魂行将滑入死亡的沉睡时，他才享受到片刻“真正的悠闲”。对于追寻苏格拉底和东罗马帝国皇帝（474～491年在位）塞诺（约426～491）（为了消除一性论（MonoPhysitism）活动造成的宗教摩擦，塞诺于482年发表了一份名为《和谐》的布告，意图统一相互斗争的派系。这份布告被教皇菲利克斯二世否定，促成了东西教会的第一次大分裂（484～519））足迹的人来说，这样的时刻真是难得的佳境。
　　哪里是真正的智者聚居的地方，伊拉斯谟就到哪里去，这样的迁居经历已经被介绍得很多，这里就不必赘述了。
　　他曾经在巴黎学习，那时他是个穷学者，差点冻饿而死。他曾在剑桥讲过学，在巴塞尔出过书。他还曾试图将启蒙的火花带进远近闻名的卢樊大学，结果徒劳而返。他在伦敦度过了很长时间，还获得了都灵大学神学博士学位。他熟悉威尼斯的大运河，对希兰（荷兰西南部的一个省份）和隆巴蒂（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地区）的糟糕道路了如指掌。罗马的天空、公园、人行道和图书馆给他留下的印象如此深刻，就连希腊神话中遗忘河（希腊神话中，冥府中的遗忘之河。死者的灵魂升入极乐世界之前，要饮河中的水，以忘却尘世的烦恼忧愁。）的水也不能洗去他对这座圣城的记忆。只要他肯迁居威尼斯，就能得到一笔丰厚的年金；每一所新建的大学都会向他发出隆重邀请，请他担当一个自己中意的职位，或者什么也不做，只需要偶尔光顾一下校园即可。
　　但是他总是坚决地加以拒绝，因为这些邀请似乎都意味着久居和依附。在万物之中，他最离不开的是自由。他喜欢舒适的房屋，讨厌破败的陋室；他喜欢风趣的谈伴，难耐沉默的枯坐；他不会把伯艮策甘醇的葡萄酒，混同于亚平宁山地寡淡的红墨水。但是他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倘若他必须把任何人当作“主人”，这个愿望就不可能实现。
　　他为自己选择的，是一盏地地道道的知识探照灯的角色。不论地平线上出现了什么新物体，伊拉斯谟都会立即把他明亮的光束投射过去，竭尽全力让其他人看清它的真面目，剥掉那些装饰，戳穿他痛恨的愚昧和无知。
　　他能够在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做这些事，而且既躲过了新教狂热分子的怒火，又避开了宗教裁判所的薪柴，这是他一生中招来最多非难的一点。
　　后代子孙提起祖先的时候，似乎总是对殉难者怀着满腔崇敬。
　　“为什么这个荷兰人没有勇敢地站起来支待路德，和其他改革家并肩奋战？”这个问题大概已经困扰了至少十二代有识之士。
　　回答是：“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做激烈的事情不是他的天性，他从未想过做任何运动的领导。有人想告诉世人应该怎样迎接千禧年，据《新约·启示录》第二十章称，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耶稣基督将亲自为王治理世界一千年。故又称千年王国。在此期间，信仰基督的圣徒们将复活与耶稣一同为王。魔鬼撒旦将被暂时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洞里。一千年完了，魔鬼又被释放，再次为非作歹，此后才是世界末日，即为现世的终结。这时，所有世人都将接受上帝的最后审判，亦称为末日审判。得到救赎者升入天堂享永福，不得救赎者下地狱受永罚。魔鬼被丢人火湖。这些人都有一些自以为是的特点，但是伊拉斯谟缺乏这种自我感觉。而且他觉得，不见得每次重新规划住房时都要把老房子拆掉。的确，地基需要修缮，下水道已经过时，花园里扔满了过去的住户丢下的垃圾破烂，但是只要房东愿意花些钱马上改进，而且给他一定的时间履行诺言，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伊拉斯谟所期望的就是这些。尽管伊拉斯谟的敌人轻蔑地称他为“温和派”，但是他的成就并不下于（也许更高）那些　　极端的“激进派”——从前世上只有一个暴君，他们却带来两个。
        像所有真正的伟人一样，他不支持任何制度。他认为世界的拯救在于个体的努力。只要改造了个体的人，就改造了整个世界。
　　因此，他直接向平民百姓发出呼吁，以这种方式对当时的不良现象发起攻击。而且他的方法非常巧妙。
　　首先，他写了大量的信件，这些信写给国王、皇帝、教皇、修道院长、骑士、恶棍等各色人。他向每一个愿意接近他的人写信，提起笔就是至少洋洋八页纸。
　　其次，他编辑了大量的经典读物，原先这些作品被传抄次数太多，以讹传讹，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为此他必须学习希腊语。他多次试图掌握这种被禁的语言，因此很多虔诚的天主教徒打心眼里觉得他和地道的异端一样坏。这听起来未免有点荒唐，但这是真的。在15世纪，正派的基督徒做梦也不会想到学习这种被禁的语言。它就像现在的俄语一样，被当作一种邪恶的语言。懂希腊语会给一个人带来很多麻烦，会让人忍不住拿原文的福音书和自己读的译本做比较，而教会早就保证这个译本是原文的真实再现。不久他还会跑到犹太区去，学习希伯来文法，这离公开背叛教会的权威只有一步之遥了。在很长的时间里，拥有一本写着奇形怪状弯弯曲曲文字的书，就可能会被当作有秘密的革命倾向。
　　教会当局常常会突然闯进屋子搜查这些违禁物品，拜占庭难民中那些以教授本族语言为生的人，经常被迫离开这座借以避难的城市。
　　尽管有种种障碍，伊拉斯谟还是学会了希腊语。他在编辑西普里安（西普里安（约200～258），拉丁教父，曾任迦太基主教，其著作《论恩宠》和一些书信是了解北非基督教的重要资料）、克里索斯托和其他教父的作品时，加入了不少边注，其中隐藏了许多对时事的议论，这些东西写在单行本中是断断无法出版的。
　　而在伊拉斯谟发明的另外一种文学形式中，注释的顽皮精灵又以一种全然不同的模样出现了。我指的是他那些著名的希腊语、拉丁语成语集。他把这些收集在一起，是为了让当时的儿童能够学会用优雅的文字写古文。这些所谓的“格言”妙语连珠，在保守的人士看来，决不会出自教皇的好友之手。
　　最后一点，他还写了一本反映时代精神的奇怪小书。它实际上是为博几位朋友一笑而作，结果不经意间成了一部文学经典作品。这本书叫做《愚颂》，我们碰巧知道它是怎样写成的。
        那是在1515年，一本小册子轰动了世界。它写得非常巧妙，谁也弄不清它是在攻击修道主，还是在为修道院生活作辩护。封面上没有署名，但是文学界的知情人还是看出，这略显反复无常的手笔出自一个叫做乌里希·冯·赫顿的作者。乌里希·冯·赫顿（1488～1523）是德国诗人和人文学者（早年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几所大学学习）后参加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的军队。1517年被皇帝授予桂冠诗人称号。他热情鼓吹日耳曼爱国精神，热情支持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他是《无名者信札》的主要作者，这是一部攻击修道院制度的作品。他们的确没有猜错，这位有才华的年轻人、桂冠诗人兼城市游民，的确在这本诙谐之作中出力不少，而且他也引以为豪。当他听说连托马斯·莫尔这位英国新学领袖都对他的作品大加称赞，便写信给伊拉斯谟，向他询问端详。托马斯·莫尔（1478～1535），是英国政治家和作家。生于伦敦，曾在牛津大学学习。早年写了大量喜剧，花大量时间学习希腊和拉丁文学。曾做过僧侣，后从事政治，以其乌托邦思想著名。因宗教观点与国王亨利八世相左而被杀。
　　伊拉斯谟与赫顿并非朋友，他那条理的头脑（反映于他那条理的生活方式）对这些里邋遢条顿骑士素无好感——他们上午为启蒙事业舞剑弄笔，下午便躲进附近的小酒馆里，一杯接一杯地喝啤酒，借此忘掉这个时代的腐败堕落。
　　但是冯·赫顿有自己的方式，的确是个天才，而伊拉斯谟的回信也彬彬有礼。他写着写着，渐渐称赞起自己伦敦朋友的美德，还描绘了托马斯一家美满迷人的家庭画面，简直可以作为所有家庭的永久楷模。就在这封信中他提到，作为一个非凡的幽默作家，莫尔是怎样给了他《愚颂》的最初灵感。很可能是莫尔创作的善意闹剧（其中描写了一个真正的诺亚方舟，有儿子、儿媳、女儿、女婿，还有鸟和狗，一个私人动物园，一个私人业余话剧团和业余小提琴乐队）启发了他，使他写出了那本令人开怀并让他永远留名的讽刺文。
　　隐隐约约地，这本书让我想起了木偶剧《庞奇与朱迪》中世纪英国剧作家创作的木偶剧。，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它是荷兰儿童的唯一娱乐。这些木偶表演都有大量粗俗的对话，但是又总保持着一种严肃高贵的道德腔调。场景正中是一个声音空洞的代表死亡的形象，其他演员们必须一个接一个地来到这位破布做的主人公面前，自我表白一番，然后——这永远是最令小观众开心的场面——被人用大木棒在脑袋敲一下，扔进假想的废品堆。
　　在《愚颂》中，当时的整个社会结构被小心地剥离开来，而“愚蠢”原文为Fully，意为“愚蠢”，伊拉斯谟的作品《愚颂》中主人公的名字。作为一个受到启示的法医，站在公众一边，用它的评论为公众说话，无人能够逃脱它的评论。“中世纪大街”上所有合适的形象都被搜罗过来，沿街叫卖“拯救世界”的僧侣当然逃不脱。他们可怕的无知，故作虔诚的言辞，空洞无用的夸夸其谈，都被拿来毫不留情地击得粉碎。
　　教皇和他的枢机、主教们（作为加利利贫苦渔民和木匠耶稣出生于木匠之家，他最初的几个门徒都是渔民。不和谐的继承人）也上了人物表，在其中的几章登场。
　　不过，伊拉斯谟的“愚蠢”比幽默文学式的盒中木偶盒中木偶，一种小丑形象的木偶，打开盒盖就会从中弹出。有更丰富的人格。在这本小书中（在他写的所有作品中都一样），伊拉斯谟通篇都在宣讲他自己的福音书，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宽容”的哲学。
　　热爱生活，同时允许别人拥有自己的生活；信守神的律法之精华，而不对律法的章节咬文嚼字；真正把宗教作为一种伦理体系接受下来，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统治形式。正是由于这些，一本正经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把伊拉斯谟骂作“不信神的恶棍”，认为他是一切宗教的敌人，他借那本机巧的小书，用滑稽可笑的语言掩盖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实际上是在“诽谤”基督。
　　这些谩骂陪伴着伊拉斯谟一直到他去世，但是却没有任何作用。在那个时代，给既定的文字加上一字或者减去一字，都有可能招徕杀身之祸，而这个鼻子尖尖的小个子一直活到七十岁。他对公众人物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丝好感，而且公开这样讲。他从不指望凭借剑和火绳枪得到任何东西。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一场小小的神学之争便会演变成世界性的宗教大战，那将是多么可怕。
　　所以，他像一头海狸，没日没夜地工作，建起理智与真知的堤坝，希望能够挡住日渐汹涌的专制与无知的潮水。
　　当然，他失败了。要挡住从日耳曼山峰和阿尔卑斯山倾泻而下的恶意与仇恨的洪水是不可能的，他死后没过几年，那些书也全都被冲走了。
　　但是他的作品如此精致，当很多残骸被冲上后人的海岸，那些永不低头的乐观主义者发现，它们仍然是很好的材料，有朝一日还可以用来建造一道大堤，真正挡住洪水。
　　伊拉斯谟于1536年7月7日离开了人世。
　　他在出版商的家中死去，把幽默感一直保持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