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最伟大的诗人把世界看成一片大海，上面有很多航行的船只，每当这些小船互相碰撞，就会发出“美妙的音乐”，人们把它称为“历史”。
        我想借用海涅海的大海，不过是为了我自己的目的，我也有一个比喻。小的时候，我喜欢往池塘里扔石子。石子溅起优美的水花，然后是一串美丽的涟漪，一圈一圈向四周散去，煞是好看。如果有砖头，还可以用果壳和火柴盒做一支“无敌舰队”，然后把这支小小的舰队送入人造的惊涛骇浪。不过扔砖头的时候可不能失去平衡，否则掉进水里，回家就别想吃晚饭了。
        在成年人专有的世界里，同样的消遣也有，只不过结局糟糕得多。
        阳光普照，一片安宁，划船的人愉快地挥着桨。这是突然闯过来一个胆大的坏男孩，抱着一块大石头（天晓得他从哪里搬来的），没等众人拦住，他已经把石头扔进了池塘中心。顿时一阵大乱，“谁干的！”“揍他！”也有人说：“算了，让他走吧。”还有些人，看见这男孩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心痒难耐，抄起手头没用的物件就往水里扔，溅得人人满身水。这故事的结局往往是，你动手我也不示弱，最后是一场混战，几百万人打破了头。
        亚历山大就是这样一个胆大的坏男孩。
        历史上到处都有他们的踪影。
        但是最坏的作恶者，还是那些把麻木不仁的精神死水作为游戏场，用思想玩这个游戏的卑鄙小人。我相信所有有正义感的人们都痛恨这些人，如果他们不走运被人捉住，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想想他们在近四百年中造成的破坏吧。
        他们是复辟旧世界的领袖。中世纪森严的护城河折射出一个色彩、结构都很和谐的社会，它虽非完美，但是人们喜欢。他们喜欢看自己小房子的红砖墙与教堂高塔阴森的灰色交织在一起，那些高塔俯瞰着他们的灵魂。
　　文艺复兴的闪电袭来，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但这只是开始。可怜的人们尚未完全从震惊中清醒过来，那个凶神恶煞的德国僧侣就拉来满满一车特意准备的砖头，把它们投进了教皇环礁湖的中心。这的确太厉害了，难怪经过三个世纪世界才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过去的历史学家研究这段历史时经常犯一点小错误。他们只看到了动荡，就认定涟漪产生的原因是一样的，只是名字不同，一个叫文艺复兴，一个叫宗教改革。
现在我们明白多了。
　　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所宣称的目标是相同的，但是它们为了达到最终目的所使用的方法却截然不同，以致人文主义者和新教徒经常互怀敌意。
　　它们都崇尚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利。在中世纪，个人完全被社会淹没。人们不能像约翰·多这个名字常和理查德·罗出现(最初是不成文法诉讼中假想原、被告的名字。现在法律中用这两个名字指代身份不明的一方，且更常用“约翰·多”这个名字。在刑事诉讼中，如果被告身份不明，即把这样的诉讼称为“约翰·多诉讼”。在这里仅是一个假想的人名)那样，做个来去自由的聪明人，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卖什么就卖什么，想去哪个教堂就去哪个教堂（或者哪个也不去，只要他自己高兴）。那时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人们就必须按照一本僵硬刻板的手册生活，从柴米油盐到精神思想。这手册教导人们，身体不过是从大自然母亲那里随便借来的劣质衣服，除了暂时容纳不朽的灵魂之外，别无他用。
　　它教人们相信，世界只不过是辉煌来世的中转站，不应对它过于看重。就像一个以纽约为目的地的旅行者不会正眼瞧一下昆斯顿昆和哈里法克斯一样。
　　现在再来看看约翰·多，他幸福地生活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里（因为他只能看到这个世界），这时来了两位神仙教母，一个是文艺复兴，一个是宗教改革。她们说：“起来吧，高贵的人，你从此自由了。”
　　可是约翰问：“我自由了能够怎样？”
　　回答大不相同。
　　“自由地追求美。”文艺复兴答道。
　　“自由地探求真理。”宗教改革正言相告。
　　“你可以自由地寻找过去的印记，那时的世界才是真正的人类王国。你可以自由地实现诗人、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心中曾经拥有的理想，你可以自由地把宇宙变成你永恒的实验室，这样你就可以知道她的一切秘密。”这是文艺复兴的诺言。
　　“你可以自由地研究上帝的训谕，你的灵魂会得到拯救，你的罪恶会得到宽恕。”这是宗教改革的忠告。
　　她们转身离去了，只留下可怜的约翰·多。现在他有了一份新的自由，但是却比过去做奴隶的日子更难受万分。
　　很难说幸与不幸，总之文艺复兴很快便与现行的制度相安无事了。菲迪亚斯（活跃于前490～前430）和霍拉斯  （前65～前8）的后人们发现，真心信仰官方规定的上帝与表面上遵守教会的规定完全是两回事。只要你记住把赫拉克利斯说成施洗约翰，把赫拉称作圣母玛丽亚，就可以放心地画你的异教油画，写你的异教十四行诗，不必担心受到惩罚。
　　他们就像那些到印度去的旅游者，遵守着那些在他们看来毫无道理的法律，这样他们便可以获准进入寺庙，在这片土地上自由自在地旅行，而不会惹什么麻烦。
　　但是在路德的忠实追随者看来，最细枝末节的东西也有无比的重要性。弄错《申命记》《申命记》，《圣经·旧约》的第五卷，一般认为是摩西所作。中的一个逗号，恐怕就得流放他乡；要是弄错了《启示录》中的一个句点，那就要被当场处死。
　　这种人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看待自己的宗教信仰，在他们看来，文艺复兴的轻松妥协是一种可耻的懦夫行为。
　　结果，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分道扬镳了，从此再没有碰过头。
　　从此以后，宗教改革单枪匹马地面对整个世界。她披挂着正义的甲胄，随时准备保卫自己最神圣的东西。
　　开始，反叛的大军中几乎全是德国人。他们英勇无畏地战斗、受难。但是北方民族之间的互相嫉恨成了他们的致命伤和祸根，很快便抵消了他们的努力，于是只得接受停战。最后提出制胜策略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天才人物，路德退在一旁，让位于加尔文。
　　正该如此。
　　就在那所伊拉斯谟度过了许多不愉快时光的法国大学里，有一个留着黑胡须、腿有点瘸（高卢人炮弹的结果）的西班牙青年指伊纳爵·罗耀拉（约1491～1556），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出身于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山区吉普斯夸省罗耀拉城一贵族家庭。十四岁父母双亡，未成年即接受教会剪发礼，并学习作为教土的预备课程。后从军，1521年被法军炮弹击伤右腿，终身伤残。1528－1535年在巴黎大学深造，在此期间邀集一批同道，创建了耶稣会。耶稣会在反宗教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率领一支主的新军，扫清世上所有的异端。
　　只有狂热者才能战胜狂热者。
　　只有像加尔文这样用花岗岩制成的人，才能打败罗耀拉的计划。
　　我很高兴自己不必生活在16世纪的日内瓦，可是我也深感庆幸，16世纪有一个日内瓦。
　　如果没有它，20世纪的世界将会难过的多，像我这样的人很可能会身陷囹圄。
　　这场辉煌战斗的英雄，大名鼎鼎的约翰·加尔文，比路德略小几岁。（出生日期：1509年7月10日。出生地：法国北部城市诺杨。出身于法国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教会低级官员。母亲：酒馆老板之女。子女：五男二女。早期教育的特点：节约，简朴，做事井井有条，不吝啬，但是讲究细致和效率。）
　　作为次子，约翰应该去从事神职。他的父亲有一些有影响的朋友，可以把他安排在一个好点的教区。还不满十三岁，他就在家乡的一座天主教堂里做事，有一笔数目不大但很稳定的收入。他就靠这笔钱在巴黎一所不错的学校里读书。他是个出众的男孩，每个接触过他的人都说：“留意那个小伙子”。
　　16世纪法国的教育体制完全能够培养好这样的孩子，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十九岁时，约翰被批准讲道，后来成为一个称职的副主祭，似乎是已经注定的事情。
　　但是家中有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在教会的升迁太缓慢，而学法律机会则多一些。况且，当时正是宗教动荡时期，前途难料。一位名叫皮埃尔·奥里维坦的远亲，刚刚把《圣经》翻译成法文，当时约翰正好在巴黎，经常跟这位表亲在一起。一家之中有两个异端是不行的，于是约翰背起行囊来到了奥尔良，从师于一位老律师，学习诉讼、辩论和起草公文。
　　巴黎发生的事情在这里再次发生，一年还没有结束，学生就成了老师，给那些不太用功的同学辅导法学概论。很快他就学会了所有该学的东西，可以开业了。他的父亲热切期待着，有朝一日儿子可以和那些一辩千金，坐着四轮马车到贡比思贡比恩，法国中北部的一个城市。去见国王的大律师分庭抗礼。
　　但是这些梦想未能实现，约翰根本没有从事法律。
他回到了最初之爱。他卖掉了法律文摘和法令全书，投入了收集神学著作的工作，一丝不苟地开始了使他成为两千年来最重要历史人物的历程。
　　然而，他钻研罗马法典的那几年，为他日后的活动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决不会凭感情研究问题；他体察万物，而且入木三分。读一读他写给落入天主教徒之手的追随者的信件吧，那些人被判处用煤火慢慢烤死，在绝望的痛苦之中，他们把这些信件视为人世间最精美的东西。信中表现出对人类心理细致入微的理解，这些可怜的受难者一直到死都在心中默念着一个人的名字，而正是这个人的教诲将他们引入如此绝境。
　　加尔文并不像他的敌人说的那样，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对他而言，生命是一种神圣的责任。
　　他拼尽全力以求真诚对待自己，真诚对待上帝。对于任何一件事，他都必须先将其归结到一些基本的信仰原则和教义，然后才敢把它放在人类情感的试金石上。
　　教皇庇护四世（1499～1565）听到他的死讯时说道：“这个异端的力量在于，他视金钱如粪土。”如果他的圣谕是在称赞他的敌人丝毫不顾个人利益，那么他说对了。加尔文一直是个穷人，而且拒绝接受最后一笔季薪，因为“疾病使他无法像从前那样挣到这笔钱”。
　　但是他的力量在于别的方面。
　　他只有一个念头，他的一生都围绕着一个压倒一切的冲动：寻找《圣经》中展现的真正的上帝。当他最终得到一个似乎可以压倒一切反对与争辩的结论时，便把它纳入自己的生活准则。从此他就完全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全然不顾后果，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人。
　　然而这个品质直到多年以后才显露出来，在转变信仰的前十年，他不得不用自己的全部精力解决谋生这个平庸的问题。
　　“新学”在巴黎大学的短暂胜利，希腊语词尾的变化，希伯来语动词的不规则变化，都没有引起什么特别的反应。但是当作为学界名流的校长也受到了这种新日耳曼教义的毒害时，就不得不采取措施，把那些（套用现代医学术语）“思想携带者”从校园清除出去1533年，加尔文的挚友尼古拉斯·科布任巴黎学校长，加尔文在帮助他起草就职演讲词时，强调宗教改革是大势所趋，被法国王室认为是异端。。据说加尔文把他的几次最有争议的演讲稿交给了校长，于是他的名字被排在嫌疑犯名单之首。他的房间受到搜查，论文被没收，逮捕令也已经下达。
　　他听到消息，躲进一位朋友家中。
　　小小学院里的风浪自然不会持久，但是在罗马教会里供职已经不可能，作出明确选择的时候到了。
　　1534年，加尔文与旧信仰决裂了。几乎就在同时，在俯瞰法国首都的蒙特马特山上，罗耀拉和他的一伙同学正在庄严宣誓，不久之后这种宣誓被写进了耶稣会的会规按照耶稣会会规，一般会士发三愿（绝财、绝色、绝意），最高一级会士还有发第四愿，即绝对服从教皇。
　　从那以后，他们都离开了巴黎。
　　伊纳爵先向东而去，但是一想到第一次进攻圣地的不幸遭遇，便去了罗马，开始做那些令他声名远扬（也许该用别的什么词）的事情。
　　约翰则不同。他的上帝之国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他漫无目的地前行，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僻静的所在，他可以将自己的余生全部用来读书、沉思，心平气和地阐述他的思想。
　　他正在去斯特拉斯堡的路上，查理五世和弗朗西斯一世的战争爆发了，他只好绕道瑞士西部。在日内瓦，他认识了法雷尔。法雷尔张开双臂欢迎他，告诉他在小小的瑞士公国里也可以成就辉煌事业，并请他留下。加尔文考虑了一段时间，然后留下了。
　　就这样，一场战争决定了新天国要建在阿尔卑斯山脚下。
　　世界真是奇妙。
　　哥伦布去寻找印度，结果却撞上了新大陆。
　　加尔文本想寻找一个宁静之所，在潜心读书和圣洁沉思中度过余生，却来到一个三等瑞士小城，使它成了一个精神之都，不久之后，它的人民把大部分天兰教疆域变成了庞大的新教帝国。
　　为什么大家还要读小说呢？历史的情节同样地丰富！
　　我不知道加尔文家的《圣经》有没有保存下来。如果它如今还在的话，写有第六章《但以理书》的那一页一定磨损得厉害。这位法国改革者是一个谦逊的人，但是他一定经常从那位忠心耿耿的上帝仆人的故事中得到安慰。      但以理是  《圣经》故事人物。以色列人著名先知。据《旧约·但以理书》记载，他原为犹太国人，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征服耶路撒冷时，被尼布甲尼撒带进宫抚养长大。他智慧过人，谙熟天文学和圆梦术，屡为尼布甲尼撒解梦，大受赏识，被任命为巴比伦地区主要长官。伯沙撤继承巴比伦王位后，一天大宴群臣，席间忽然有一只手出现，在宫墙上写下几个神秘大字。众人大惊，不解其意，急招但以理前来解释，方知文字称巴比伦王国气数已尽。当夜，伯沙撤果然被杀。玛代国王大利乌继承巴比伦王位，任命但以理为公爵，大加宠爱。大臣和省长们甚为嫉妒，伺机向国王密告他违反上谕，在禁止祈祷的时间向耶路撒冷的方向祷告。国王无奈，只得将其抛入有饿狮盘踞的深沟，但他得神佑未受伤害。后大利乌恢复了他的爵位，一直在巴比伦生活到居鲁士即位，死后葬于王家陵墓。虽然被抛进了狮巢，可是他的清白救了他，使他免于不明不白地惨死。
　　日内瓦不是巴比伦，它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小城，城中住着些令人尊敬的瑞士裁缝。他们对待生活很严谨，但是还比不上这位成了他们的圣彼得的新宗教领袖。
　　而且还有一个叫做萨沃伊公爵的尼布甲尼撒，就是在与萨沃伊家族的不断争吵中，阿罗布热的结盟就像一场各有好处的婚姻，与其说是因为两情相悦，倒不如说是为了共同的利益。
　　但是还没等“日内瓦改奉新教”的消息传开，莱芒湖莱芒湖，即日内瓦湖。欧洲最大的湖泊，横跨瑞士—法国边境，面积约583平方公里。畔就聚集了不下五十个千奇百怪教派的狂热信徒，干劲十足地宣讲起凡人能够想到的最怪诞的教义。
　　加尔文打心眼里厌恶这些业余先知。这些人充满热情，但是误入歧途。加尔文仔细思索了这些人可能造成的危害。在休息了几个月之后，他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尽可能简练明确地制订了他希望自己的教民能够掌握的对与错的界限，这样任何人都不能再用那个老掉牙的借口来搪塞：“我不知道规定呀！”他和他的朋友法雷尔亲自把十人分成一组，检查了所有的日内瓦市民，只有那些宣誓效忠这部奇怪的宗教法律的人，才能获得完全的公民权。
　　紧接着，他又为年轻一代编写了厚厚的教义问答手册。
　　然后，他使城市议会通过法律，将所有仍然坚持错误观念的人逐出城外。
　　为进一步的行动扫清道路之后，按照《出埃及记》和《申命记》中的政治经济学家制定的路线，他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国家。像别的很多伟大改革家一样，加尔文不像现代基督徒，倒更像古代犹太人，嘴上说忠于耶稣基督，心里却想着圣人摩西。
　　当然，在承受巨大精神压力的情况下，这是很常见的现象。在仇恨和争吵的问题上，谦卑的拿撒勒木匠观点非常明确，毫不含糊，这些观点与两千年来国家与个人为达到自己目的而采用的暴力手段之间，根本找不到任何相似之处。
　　所以，一旦打起仗来，在所有各方的默许之下，我们都会暂时合上福音书，高高兴兴地滚进血泪与炮声之中，沉浸在《旧约》“以眼还眼”的哲学之中。
　　宗教改革运动就是一场战争，而且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战争，没有人祈求宽恕，也很少有人得到宽恕。加尔文的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军营，所有人类自由的表现都被一点一点的压制了。
　　当然，这样做并非没有反对。1538年，社会上倾向自由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加尔文不得不离开了这座城市。但是到1541年，他的支持者们重新掌握了政权。在一片钟声和教士们朗诵赞美诗的声音中，加尔文又回到了罗讷河畔的大本营。从此他成了未曾加冕的日内瓦国王。其后的二十三年，他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完美的神权政府，就是自以西结以西结，以色列先知。《圣经·旧约》中有一卷《以西结书》，传为先知以西结所作，共四十八章。和以斯拉以斯拉，以色列祭师兼经师。《圣经·旧约》中有《以斯拉记》，共十章。之后世人从未见过的那种政府。
　　《简明牛津辞典》中对“训导”原文为discipline。这个词的解释是：“使受控制；通过训练使服从命令；”这最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加尔文梦想的政教合一体制的精神。
　　路德具有大多数日耳曼人的气质，是一个感伤主义者，所以在他看来，上帝的话本身，就足以给人指出通向永恒生命之路。
　　这太不确切，不能满足法国改革家的口味。上帝的话也许是灯塔上的希望之光，但是道路漫长黑暗，还有很多诱惑，会让人忘记自己的真正目标。
　　然而牧师却不会迷失方向，他是与众不同的人。他知道所有的陷阱，也不会腐化堕落。假如偶尔有偏离正轨的倾向，每周一次的教士例会也会让他意识到自己的职责，因为会上每个人都要参加相互批评。因此，他是所有真心渴望得到拯救的人的偶像。
　　登过山的人都知道，职业向导有时候会成为不折不扣的暴君。他们知道哪一堆岩石有可能伤人，哪一块雪地隐藏着危险。所以不论走到哪里，对于他所带领的一队人马，他都有绝对的命令权。哪个傻瓜敢不听命令，就会招来劈头盖脸的训斥。
　　在加尔文的理想国中，牧师有着与此相似的责任感。对那些跌倒在地，请求帮助的人，他们很乐于伸出援助之手。但是假如有人一意孤行地偏离正道，离开群体，那只手就会收回来变成拳头，击出迅猛可怕的惩罚。
在很多其他组织中，管理者也很乐于行使这种权力。但是，行政当局由于害怕失去自己的特权，一般不会允许教士与法庭和刽子手争夺权力。加尔文知道这一点，于是就在自己的辖区内，建立了一种实际上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教会训导制度。
　　历史上有很多有意思的误解，其中之一是：法国人是一个热爱自由的民族（与他们的条顿邻居形成对照），他们痛恨一切管辖。
　　在几百年中，法国人一直在官僚体制的统治之下，这个政权比战前的普鲁士政府还要错综复杂、效率低下。官员们总是抽着劣质香烟，从来弄不准上班时间，衣领倒总是一尘不染；要不然就爱管闲事，惹人厌烦，像东边那个共和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普鲁士成为魏玛共和国。的官员那样。
　　奇怪的是公众竟然温顺地接受他们的粗鲁态度，让人难以想像这是一个喜欢造反的民族。
　　从喜欢集权这方面来说，加尔文是个典型的法国人。在某些细节上，他几乎已经掌握了拿破仑获得成功的那些秘诀。但是他不像那位伟大的皇帝，没有任何个人野心。他只是一个严肃得可怕的人，胃口很差，没有幽默感。
　　他搜遍《旧约》，寻找自己心目中的救世主。然后要求日内瓦人把他对这段犹太历史的解释，当成上帝意志的直接体现。
　　几乎是一夜之间，罗讷河畔的这座快乐的城市，变成了可怜的罪人云集之地。一个由六名牧师、十二位老者组成的公民宗教裁判所，日夜不停地监视着人们的个人观点。谁被怀疑有“异端邪说”倾向，就会被传讯到教会法官面前，检查他所有的观点，要他解释何时、何地、怎样得到那些将他引入歧途的书的。如果被告有悔改之意，强制到主日学校听课就可以了；如果他执迷不悟，那就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这座城市，永远不得在　　日内瓦共和国的辖区内出现。
但是，缺乏正统情感并不是被宗教裁判所找去的唯一原因。在附近的镇上玩一下午保龄球，如果被人告发，就会受到严厉的警告。开玩笑，不论有没有效果，都被认为是恶劣的行为，在婚礼上开玩笑则完全可能被判刑。
　　很快，新天国里到处都是法律、布告、条例、敕令，让人寸步难行。生活变得非常复杂，大大失去了原有的滋味。
　　跳舞不允许；唱歌不允许；打牌不允许；赌博当然不允许；生日聚会不允许；乡间集市不允许；丝绸锦缎和其它代表外在浮华的东西都不允许；只允许去教堂、去学校。因为加尔文是一个思想鲜明的人。
　　“禁止”的标志可以挡住罪恶，但却不能强迫人热爱美德，美德只能来自内心的领悟。因此日内瓦建起了最好的学校和一流的大学，鼓励一切学习；组织了相当有趣的集体活动，吸收了人们大量的剩余精力，使普通人忘掉了他们必须忍受的艰苦和约束。
　　如果完全不考虑人性的因素，加尔文的制度就不可能存活下来，也不可能在近三百年的历史中扮演这样重要的角色。不过，这些内容应该在一本关于政治思想发展的书中讲述，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日内瓦为宽容做了些什么。结论是，新教的罗马一点不比天主教的罗马强。
　　前几页我已经列举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在那个发生了圣巴托罗缪日大屠杀（1572年8月23日从巴黎开始的屠杀法国胡格诺派教徒事件，发生于8月24日圣巴托罗缨日前夜）  许多荷兰城市被夷为平地的世界里，有什么理由让其中的一方（这里指弱的一方）展现美德呢？那意味着坐以待毙！
　　然而，这并不能开脱加尔文协助、教唆法庭杀害格鲁特和塞尔维特的罪责。
　　在前一桩案子里，加尔文还可以找借口说，格鲁特有很大的煽动市民骚乱的嫌疑，而且他属于一个企图推翻加尔文派的政党。但是塞尔维特，则根本不可能对日内瓦的社会安全构成任何威胁。
　　按照现代护照规则，他只是一个“过境者”，本该已经离境。但是他误了船，于是便送了命。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故事。
　　米格尔·塞尔维特是西班牙人，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公证人，米格尔也准备从事法律工作。他被送到图卢兹图卢兹，法国南部城市。大学，因为在那个幸福的年代，所有讲课都用拉丁语，学习是国际化的，只要你掌握了五个词尾变化和几十个不规则动词，知识的世界就向你敞开了大门。
　　在这所法国大学里，塞尔维特结识了一个名叫胡安·德·昆塔纳的人，昆塔纳不久之后成了查理五世皇帝的忏悔神父。
　　在中世纪，皇帝加冕礼很像现代的国际展览会。1530年查理在博洛尼亚加冕时，昆塔纳把米格尔带去做秘书。这个年轻的西班牙人在那里大开眼界。像当时的许多人一样，他有永不满足的好奇心，此后的十年他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学科——医学、天文学、占星术、希伯来文、希腊文，还有最要命的神学。他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医生。在钻研神学的过程中，他用到了血液循环的概念，并把它写进了反对三位一体教义的第一本书的第十五章。检查他的著作的人，竟然没有一个看出他得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这反映出16世纪神学思想的片面性。
　　如果塞尔维特坚待他的医学研究就好了，那样他就可以活到高龄，平安地死去。
　　但他就是没能远离当时那些火炭一样烫手的问题。他找到里昂的印刷商，开始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发表看法。
　　今天谁被判定“亵读神明”，一定会让人惊愕不已，在这样的时代描绘那时的情景，的确不太容易。那时候，只要有一个人对“三位一体”论说了不敬的话，整个社会都会陷入恐慌。可是如果我们不用心想像一下这种情形，就不可能理解16世纪上半叶，塞尔维特给全体善良的基督徒带来的巨大恐惧。
然而他根本不是什么激进分子。
　　他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由主义者。
　　他否定了天主教和新教都认同的旧三位一体论，他如此真诚（有人会说：如此天真）地相信自己是对的，于是就给加尔文写信（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建议允许他到日内瓦去做一次私人交谈，把整个问题彻底讨论一下。
　　他没有接到邀请。
　　其实，塞尔维特无论如何也木可能接受邀请。里昂的宗教法庭的大法官已经插手此事，他被捕了。这位宗教法官已经对塞尔维特亵读神明的行为有所耳闻，因为有人在加尔文的授意下，将一封信秘密地送到了他手里。
　　这件案子很快又加重了，因为找到了塞尔维特的几份手稿，这也是加尔文暗中提供的。看起来加尔文并不在乎谁把这个可怜的家伙绞死，只要他死就行了。但是宗教法庭的官员们有点玩忽职守，塞尔维特逃跑了。
　　看来他先是想去西班牙边境，但是对于一个知名人物来说，横穿法国南部的漫长旅程太危险了。于是他决定绕道日内瓦、米兰、那不勒斯，然后到地中海。
　　1553年8月，一个星期六的黄昏，他来到了日内瓦。他本想找一条船到湖对岸去，但马上就是安息日了，没有船出航，他被告知要等到星期一。
　　第二天是星期天，因为不论当地人还是外地人，不参加宗教活动都是有罪的，所以塞尔维特去了教堂。他被人认出，遭到逮捕。没有人解释有什么理由逮捕他。塞尔维特是西班牙公民，也没有受到任何违反日内瓦法律的指控。但是在教义方面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一个不敬神、亵读神明的人，胆敢把他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信奉三位一体的人。这样的人还想得到法律的保护，岂不是荒唐！普通罪犯可以，异端绝不可以！他不由分说被推进了一间又脏又潮的牢房，个人钱物全被没收。两天以后他被带上法庭，要他回答的问题清单上列着三十八个不同的问题。
　　审判持续了两个月零八天。
　　最后他被判定有罪，“持异端邪说危及基督教基础”。在关于教义的问答中，他的回答气得法官七窍生烟。通常这种案件，特别是当被告为外国人时，一般是判处永远逐出日内瓦城，塞尔维特的案子是一个例外，他被判处活活烧死。
　　与此同时，法国的法庭重新开庭审理这个逃犯的案子，宗教法庭的官员们得出了和新教同行一样的结论。他们也判处塞尔维特死刑，并派地方司法长官前往日内瓦，要求将犯人引渡回法国。
　　这个要求被拒绝了。
　　加尔文自己也能烧。
　　通向刑场之路是多么令人生畏，一路上还有一队不停说教的牧师，伴随着异端走完最后的路。痛苦持续了半个多小时还未结束，直到围观的人群出于对受难者的怜悯向火中添了一捆新柴。对于那些关心这类事情的人来说，这读起来倒是有些意思，不过我们最好还是把它略去吧。这不过是一次行刑，在那个宗教狂热放纵无羁的时代，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
　　但是塞尔维特的案例确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揭示了一些可怕的东西。这时人们可以看清一个残酷的现实，那些口口声声宣扬“拥有自己观点的权利”的新教徒，只不过是些改头换面的天主教徒，他们和自己的敌人一样心胸狭窄，对与自己看法不同的人残酷无情，他们只是在等待机会建立自己的恐怖统治。
　　这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控，决不是一句“那你觉得该怎样”就可以打发掉的。
　　我们有大量关于这次审判的资料，也详细地知道外界对处死塞尔维特的反应，这些东西读来让人震惊。加尔文的确曾经一时心善，建议把火刑改为砍头。塞尔维特谢过他的好意，却提出了另外一个解决办法，他想得到释放。他据理力争（道理全在他这一边），这个法庭对他没有司法管辖权，他只是一个真诚追求真理的人，因此有权要求公开和他的对手加尔文博士公开辩论。
　　但是加尔文不会听这些。
　　他已经发过誓，一旦这个异端分子落到他的手里，就决不让他活着逃走。他要遵守誓言。没有他的宿敌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合作，就不能给塞尔维特定罪，这没有关系。如果教皇手里有可以给这个倒霉的西班牙人加罪的文件，他甚至可以与教皇同仇敌忾。
　　但是还有更坏的事情。
　　临死的那个早晨，塞尔维特要见加尔文。加尔文来到关押他的敌人的地牢。
　　到了这个时候，他至少应该大度一点；好一点的话，他应该有点同情心。
　　可他什么也没有。
　　他站在这个一小时之后就只能向上帝申诉冤情的人面前，大讲他的道理。他口沫四溅，脸色铁青，大发雷霆。就是没有一句同情怜悯，一句仁慈宽容，一句也没有。只有恶毒和仇恨：“活该，你这执迷不悟的恶棍！烧死你这该死的！
　　这些都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塞尔维特死了。
　　所有的塑像和纪念碑都不能使他复生。
　　加尔文死了。
　　上千卷诅咒也不会打扰坟墓中的他。
　　审判期间狂热的宗教改革家激动得浑身战栗，唯恐放走了这个亵读神明的恶棍；教会的中坚分子听到行刑的消息后大唱赞美诗，奔走相告：“日内瓦万岁！终于做了该做的事！”
　　他们都死了，也许最好还是把他们忘掉。
　　让我们只记住一件事。
　　宽容就像自由。
　　只凭祈求得不到它，只有永远的关注和警觉才能保有它。
　　为了子孙中的塞尔维特，让我们好好记住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