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边一个偏僻的角落，有一个布满岩石的小小半岛，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里，这里为我们的世界奠定了现代生活的完整基础，包括政治、文学、戏剧、雕塑、物理、化学等等。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多少世纪以来，这个问题困扰了很多人，哲学家们在一生中也总会花上一些时间，试图找到一个答案。
        对于那些“探寻历史规律”的努力，可敬的历史学家们总是不以为然。他们不相信研究物理、化学、天文、医学的那一套，那些东西对于研究蝌蚪、微生物或者流星也许有用，但是在研究人类的领域，它们毫无用处。
        也许是我错了，但是我认为确实有这样的规律。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多少发现，这是事实，但同时我们的功夫也还没有用到。我们总是忙于积累事实，却没有时间把这些事实加工提炼，从中找出一星半点对我们有用的智慧结晶。
        涉足于这个研究领域，着实令我惶恐。下面是我从科学家书中撷取的一页，一个与历史有关的基本公理。
        根据现代科学的最新认识，当物理、化学条件达到产生第一个生物细胞的理想组合时，生命（区别于无生命存在的有生命存在）便开始了。
        翻译成历史学的术语就是：
        “只有当所有的种族、气候、经济以及政治条件达到一个理想的组合，或者达到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所能达到的最理想的条件组合时，才有可能貌似自发地、突然地产生高级文明。”
        下面我用一些反面的例子来详细阐明这个论点。 
        一个种族的头脑发展水平如果和穴居人一样，即使在天堂也不会繁荣昌盛。
        如果出生在爱斯基摩人的圆顶雪屋里，整天趴在冰面上盯着捕海豹的洞，那么伦勃朗就不会作画，巴赫就写不出受难曲，普拉克希特里斯也就不会雕塑。
        如果达尔文没有在兰开夏郡的棉花厂里做工谋生，也就不会在生物学上做出贡献；如果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是罗曼诺夫领地上的奴隶，住在偏远的小村庄，他也不会发明电话。
        在古埃及，最早出现高级文明的地方，气候宜人，但是土著居民并不十分强壮，进取心也不强，政治经济条件更是糟糕。巴比伦和亚述的情况也一样。后来迁入两河流域的闪米特人，倒是身体强壮，精力充沛，但是政治经济环境仍然很差。
        在巴勒斯坦，气候恶劣，农业落后，除去贯穿国土、连接亚非的商路，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商业。而且，巴勒斯坦的政治完全把持在耶路撒冷神庙的教士手中，这自然不会有利于任何形式的个体发展。
        在腓尼基，气候倒无所谓，民族强壮，贸易条件也不错，但是国家的经济体系却极不平衡，一小撮船主控制了所有的财富，建立了森严的商业垄断。因此在早期，泰雅和西顿的政府就落入富豪的手中。穷人被剥夺了从事产业的权利，渐渐变得麻木不仁，最终腓尼基重蹈迦太基的覆辙，被统治者的短视和自私葬送了。
        简而言之，在各个早期文明的中心，总是缺少某种成功的要素。
        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一个完美平衡的奇迹终于出现了。它只持续了一段很短的时间，而且很奇怪，它没有在希腊本土发生，却出现在爱琴海对面的殖民地。
        我在另外一本书中描写过那些著名的岛屿桥梁即爱琴海中、南部的几个群岛。，它们连接着亚洲大陆和欧洲大陆。从没有文字记载的年代起，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商人就经过这些岛屿来到欧洲。主要的货物装载地点，分布在小亚细亚西岸叫作爱奥尼亚的狭长地带。在这些地方装船从亚洲运到欧洲的，不仅有货物，还有思想。
        特洛伊战争前几百年，这块九十英里长、几英里宽的狭长山地，被从大陆来的希腊部落征服了。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些殖民点，其中以以弗所、福赛、埃里斯莱和米利都最为著名。就是在这些城市中，后来出现了各种成功条件的完美组合，使得文明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后世的文明最多与之比肩，却从来不曾超越。
        首先，这些殖民地的居民来自十多个不同民族，他们是这些民族中最活跃、最有进取心的分子。 
        其次，从事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贸易，为这里积蓄了大量的财富。
        其三，对于占大多数的自由人来说，殖民地的政治体制使他们的才能得以充分的发挥。
        上面我没有提到气候的因素，因为对一个只从事商业的国家来说，气候的影响并不大。不管晴天还是下雨，船只都可以建造，货物都可以装卸。只要天气没有冷到港口结冰，雨量没有多到使城市遭遇洪水，大家就不会对天气预报有多大兴趣。
        除此之外，爱奥尼亚的天气还非常适宜于知识阶层的发展。在书籍和图书馆出现以前，学习是靠人们口口相传的。城里的抽水机周围，就是最早的社交中心，也是最古老的大学。在米利都，一年365天中有350天可以坐在抽水机的旁边。米利都早期的教授们，充分地利用了这种有利的气候，成为日后各种科学进步的先锋。
        他们当中有记载的第一人泰勒斯——现代科学的真正奠基人，是一个背景可疑的人。倒不是说他抢了银行或者杀了家人，从什么不为人知的地方跑到了米利都，而是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世。他是比奥夏人还是腓尼基人，是北欧日耳曼人还是闪米特人？
        这说明，这个地处曼德尔河口的小小古城，在当时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国际化的中心。它的人口来自四面八方，人们只是根据表面印象判断自己的邻居，从来不会追究别人的家底。
        既然这不是一本数学史或者哲学手册，我们也就无须为泰勒斯的思想大费笔墨。不过我们应该知道，他对当时爱奥尼亚人流行的新思想表现得很宽容。那时候，罗马是一个偏僻的小集镇，坐落在一条混浊的小河边，犹太人还被囚禁在亚述人的土地上，而欧洲的北部和西部还是野狼出没的荒原。
        要想理解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发展，我们必须知道，自从希腊首领们渡过爱琴海掠夺特洛伊财富以来，发生了哪些变化。那些闻名遐迩的英雄仍然不过是原始文明的产物，他们是一群四肢过分发达的孩子，把生命看成一场漫长而光荣的搏斗，充满了刺激、角斗和赛跑，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其实我们要不是为了面包和香蕉而不得不埋头于例行的工作，谁都会乐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这些风风火火的武士对待他们的神，就像对待日常生活中的严肃问题一样，坦率而质朴。公元前10世纪曾经统治希腊世界的奥林匹斯山诸神，都有实实在在的人的形象，与普通人并无两样。人和神究竟是在何时、何地、如何分开的，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即使在这时候，天上的众神对匍匐在地面的苍生仍然满怀着友好之情，人神之间亲切的个人交往点缀其中，为希腊宗教带来了特有的魅力。
        每一个希腊孩子都会听到长辈讲宙斯的故事，宙斯是一个强大的统治者，他留着长长的大胡子，一时兴起就会狂舞他的闪电霹雳，这时就仿佛世界末日已经来临。但是当他长大，能够自己读那些古代传说时，就会渐渐意识到，孩提时代听了一遍又一遍的神话故事的主人公，其实都有自己的弱点。这时他们看到的神似乎是家庭聚会中的一些人物——彼此之间无休止地开玩笑，不厌其烦地卷入他们尘世朋友的政治纷争，以至于希腊每发生一次冲突，都会紧接着在天国的居民中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当然，尽管宙斯有这么多人性化的弱点，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神，是所有统治者中最强大的一位，是不能得罪的。但是他“讲道理”，如果掌握要领，接近他还是可能的。他最大的优点是有幽默感，从不把他自己和他的天国看得太重。
        对于一位神来说，这也许不是最庄重的形象，但是它有一些明显的好处。在古希腊人那里，并没有什么严格的法则，规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正因为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信条”，没有僵硬的教条，以及靠着世俗的绞刑架来维护这些教条的一班职业教士，所以这个国家不同地方的人们，可以按照各自的喜好，重新塑造他们的宗教思想和伦理观念。
        距奥林匹斯山咫尺之遥的塞萨利人，对自己可敬的邻居们的尊敬，自然远比不上住在拉科尼亚湾偏远村庄的阿索庇人。雅典人觉得，既然能得到守护神雅典娜的直接保护，那么对这位女神的父亲就可以相当随便；而阿卡迪亚人居住的山谷远离主要商路，他们就严格地坚持更为纯朴的信仰，不能容忍在严肃的宗教事务中有任何轻浮举止；福西斯的居民们依靠到德尔法朝圣的香客为生，他们坚信阿波罗是所有神中最伟大的，远道而来的人们，只要口袋里还有几个钱，就应该对这位神有所表示。
        犹太人只信仰一个上帝，这就使得犹太人有别于其他民族。如果不是当年犹太人集中住在一座城里，这座城又强大到足以打败其他的朝圣地，并保持一种排他的宗教垄断几乎千年之久，结果就不会是这样了。
        在希腊没有形成这样的条件。不论是雅典还是斯巴达，都没能使自己成为统一的希腊的公认首都。他们做过这样的努力，但结果只是导致了毫无益处的长年内战。
        一个如此崇尚个人主义的民族，自然会为独立思考的精神提供巨大的发展空间。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有时被称为“希腊人的圣经”，其实它们与《圣经》完全不同。它们仅仅是两本书，从来没有被合成一本“圣书”。它们讲述了一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们的冒险经历，这些英雄深受人们的喜爱，被看成是当时的希腊人的祖先。因为众神都喜欢参与人间的纷争，所以书中附带也包含了一些宗教信息。希腊诸神常常把其他事情抛在脑后，津津有味地观看天国里也曾上演过的、难得一见的人间王位之争。
        不过，希腊人从来没有想过，荷马的作品是否直接或间接地从宙斯、米纳瓦和阿波罗的故事中得到了灵感。这些作品是文学史上的精美篇章，是陪伴漫长冬夜的隽永读物，也让希腊的孩子们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
        这就是一切的一切。
      海轮散发的刺鼻气味弥漫在空气中，到处是东方的丝绸，到处可以听到衣食无忧的人们的笑语欢声，泰勒斯就出生在这充满着知识与精神自由的空气里。他在这座城市里工作、教学，直至离开人世。他的观点与大多数人的看法相去甚远，可是不要忘记，他的思想只是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传播。普通的米利都人也许知道泰勒斯的名字，那就像现在的普通人知道爱因斯坦的名字。你问他爱因斯坦是谁，他会告诉你那是个长头发、叼烟斗、拉小提琴的伙计，每个星期在报纸上写一篇文章，是关于一个人在火车上走过什么的。
        这个叼着烟斗、拉小提琴的怪人抓住了一点真理的火花，最终推翻（至少是大大修改）了六百年来的科学结论，而这对于千百万普通市民来说，实在是无所谓，也许只是在自己喜爱的击球手想推翻万有引力定律时，他们才会对数学有点兴趣。
        历史教科书通常避开这个难题，只是写上“米利都的泰勒斯（公元前640~公元前546），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了事，我们甚至能够想像出当时《米利都报》上的大标题：“本地毕业生发现了真正科学的秘密。”
        但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泰勒斯从哪里跳出前人的老路，独辟蹊径的，我也无法告诉你。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生活在知识的真空里，他的智慧也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在公元前7世纪，科学领域已经完成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积累了大量的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的知识，可供学者参考。
        巴比伦的观星家们已经在搜索天空。
        埃及的建筑师经过大量的计算，将数百万吨的花岗岩石块放在小小的墓室上面，建成了金字塔。
        尼罗河谷的数学家们认真地研究了太阳的运行，已经能够预测雨季和旱季，还给农民提供了日历，让他们可以据此安排农活。
        然而，解决这些问题的人们，仍然把自然的力量当作某些看不见的神灵的意志的直接体现，他们掌管着四季的变化，行星的运行，海洋的潮汐，就如同政府里的官员，掌管着农业部、邮电部，或者财政部。
        泰勒斯反对这种观点。但是像那个时代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样，他并不想公开讨论这个问题。假如发生日食的时候，海边卖水果的小贩都吓得匍匐在地，口中念着宙斯的名字不住祈祷，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泰勒斯决不会去主动告诉他们，了解天体运行规律的小学生都能预测，公元前585年5月28日某时某刻，月亮会跑到地球和太阳之间，所以米利都城将会经历几分钟的黑暗。
        就在发生这次著名日食的下午，波斯人和利迪亚人（利迪亚古代小亚细亚的一个国家）。正在进行一场战斗，大概是由于光线不足，他们便停止了厮杀。即便如此，泰勒斯仍然拒绝认为这是利迪亚的神效法若干年前阿伽隆山谷之战的先例，施魔法关闭了天光，以使他们所钟爱的一方能够获胜。
        因为泰勒斯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这正是他的功绩），他敢于把所有的自然现象都看作一种永恒意志的表现，它们遵从一条永恒的规律，完全不受人们按照自己的样子造出的那些神灵的意志左右。他认为，即使那个下午只是以弗所的街上有狗打架，古代城市，在今土耳其西南部。有人摆婚礼宴席，而没有发生什么重要事件，日食照样会发生。
        从他自己的科学观察，经过逻辑推理，他得出一条万物都必须遵守的通用法则，并且猜测（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猜测），万物皆产生于水中，水环绕着世界，而且可能从创世之初就存在了。
        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找不到任何泰勒斯自己写的东西。他也许曾经把自己的思想转变成固定的形式（当时希腊人已经从腓尼基人那里学到了字母），但是现在他自己的文稿已荡然无存，我们只能从他同时代人书中的只言片语了解他本人和他的思想。从这些东西我们了解到，泰勒斯是个商人，他的联系遍及地中海地区。顺便说一句，这在早期的哲学家中是非常普遍的。他们是“智慧的情人”，但是他们从来不拒绝这样一个事实：生活的奥秘是在生存中发现的，“为哲学而哲学”，是和“为艺术而艺术”、“为吃饭而吃饭”一样危险的事情。
        对他们而言，人，以及他的所有品质，不论好与坏，都是万物的最高准绳。因此，他们在闲暇时，潜心静气地研究这些奇妙的生物，他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从不去想他应该是什么样。
        这使得他们总是能够以最平和的态度与别人交往，如果自认为应该给别人指出一条通向黄金时代的捷径，他们也就不会有那么伟大的力量。
        他们很少提出严厉的规则约束人们的行为。
        但是凭着他们自身的榜样，向人们展示出，对自然力量的真正理解，如何带来了内心的宁静，而这是所有真正幸福的源泉；同时凭借这种方式，他们赢得了社会的好感，得到了研究、探索、调查的充分自由，甚至可以在通常认为只有神才能涉足的领域进行探索。作为这种新福音的一位先驱，泰勒斯为这项有益的事业付出了长年的工作。   
        尽管他对希腊人眼中的世界进行了解剖，分别研究了每一个细微的部分，并且公开质疑自古以来就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人们还是容许他在自己的床上安静地死去，即使当时有人让他对自己的异端邪说做出解释，我们也无从寻找这方面的记载。
        泰勒斯指明了方向，立刻出现了很多追随者。
        比如阿那克萨哥拉出生于小亚细亚，是第一个定居于雅典的哲学家，在雅典教学三十年。他的学生包括希腊政治家伯里克利、戏剧家幼里披底斯等人。他认为万物都是由原子（或分子）组成的。，他三十六岁时离开小亚细亚，来到雅典，后来一直在各个希腊城邦中做“诡辩家”和家庭教师。他对天文很有研究，对人们说，太阳并不像大家公认的那样，是一辆由神驾驭的战车，而是一个又红又大的火球，比整个希腊还要大千万倍。
        看到自己没出什么事，上天也没有用霹雳把他打死，于是阿那克萨哥拉又把自己的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小步，大胆地说，月亮的表面都是山岭和深谷。最后他甚至隐约地提出了一种“本源物质”，说它是万物的起点与终点，从创世之初就存在了。
        但是就在这里，像后来的很多科学家一样，阿那克萨哥拉发现自己踏入了一个危险地带，因为他讨论的是大家都熟悉的东西。太阳和月亮都是遥远的天体，普通希腊人并不在乎哲学家怎么称呼它们。可是这位教书先生说，世间万物都是从一种叫作“本源物质”的东西形成的，这就未免有些过分了。这样的论断和人们熟知的故事完全相悖，因为谁都知道，都喀隆和佩拉普罗米修斯向他们发出了洪水即将来临的警告，于是都喀隆造了一条船，和佩拉一起乘船来到帕那索山（希腊中部的一座山）的顶峰。神命他们将自己母亲的骸骨从肩上抛过，他们意识到这是指地上的石头，便遵命而行，于是石头中产生了新的人类。在大洪水过后，用小石子造出了男人和女人，人类才得以重新繁衍。
        每个希腊孩子都曾经听到过这个最神圣的故事，否定它的真实性，势必对现有的社会秩序构成严重的威胁，使孩子们怀疑先辈们的智慧，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阿那克萨哥拉受到“雅典父母同盟”的大肆攻击。
        在君主制时期和共和制早期，城邦的统治者完全有能力保护一位宣扬奇谈怪论的教师，以免使他受没有文化的农民的野蛮迫害。但这时候雅典的民主政体已经羽翼丰满，个性自由的程度已经今非昔比。雅典的最高领导者伯里克利自公元前461年起，连续十五年担任雅典的最高领导人。他当政期间，雅典在许多方面取得辉煌成就，进入全盛时期。恰在此时失去了大多数人的拥戴，而他又是阿那克萨哥拉的得意门生，因此，按照法律给阿那克萨哥拉治罪，也被当成反对老独裁者的绝好的政治攻势。
        一位名叫迪奥费特斯的教士，在一个人口稠密的郊区做地方长官。他提出了一条法律，规定“对一切不信仰现行宗教，或者对神持不同见解的人，要立即治罪”。
        这条法律获得了通过。
        按照这条法律，阿那克萨哥拉真的被投进了监狱。不过后来，城邦中的进步力量占了上风，付了一小笔罚金之后，阿那克萨哥拉获得了自由，移居到小亚细亚的兰普萨科斯，在那里平安地度过了晚年。公元前428年，他带着名誉和声望离开了人世。
        他的例子表明，官方很少对科学进行压制。虽然阿那克萨哥拉被迫离开了雅典，但是他的思想却留了下来。二百年后，一个叫作亚里士多德生于马其顿的斯坦吉拉，青年时期在雅典学习、教学大约二十年。公元前347年，柏拉图死后，亚里士多德移居小亚细亚的阿索斯，后来又移居到马其顿首都柏拉，成为国王腓力之子亚历山大——即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的教师。公元前  335年，亚历山大继承王位，亚里士多德回到雅典，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后，雅典掀起强大的反马其顿情绪，亚里士多德隐退，第二年去世。他一生研究哲学、政治、伦理、逻辑、历史和自然科学等多种学科，留下大量著作，对欧洲各国的文化科学有很大影响。的人注意到这些思想，并且以它们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科学见解。此后又经过长达一千年的黑暗时期，阿威罗伊——一位伟大的阿拉伯医生，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并在西班牙南部莫里士大学的学生中间广为传播。
        他写了许多著作介绍这些思想，并在书中加入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著作越过比利牛斯山，传到了法国和博洛尼亚的大学，并被译成拉丁文、法文和英文，其中的思想在西欧和北欧被完全接受。现在，它已经成为每一本科学启蒙读物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在人们眼中就像乘法口诀表一样平常。
        让我们再回到阿那克萨哥拉的话题吧。在他受到审判之后的几十年中，希腊科学家们仍然可以教授与公众信仰不同的理论，但是，到了公元前5世纪的最后几年，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这一次的受害者是普罗塔哥拉，他是伯里克利的朋友，是第一个自称为诡辩家并靠教学获得报酬的思想家。其基本思想是，没有绝对的对与错、真与假，因此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最终权威。这种思想用他的一句名言来概括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一位流浪教师  他来自阿布戴拉，爱奥尼亚人在希腊北部建立的一个殖民地。据说德谟克利特发展形成了宇宙的原子理论。按照他的原子理论，万物都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由完全相同的物质构成，只在大小、重量、形状、顺序上有所不同。他还有很多伦理学方面的著作。他把幸福作为继和缓、平静和无畏之后的最高精神境界。他被后世称为“大笑的哲学家”，与之相对的是赫拉克里特，他因为忧郁、悲观，被称为“哭泣的哲学家”。也出生在这个地方，这位富于独创性的“大笑的哲学家”提出：“最大多数的人有最多的快乐和最少的痛苦，这样的社会才有存在的意义。”结果被人视为激进分子。
        普罗塔哥拉被这种思想深深地打动，他来到了雅典，潜心研究多年之后向世人宣布：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生短暂，不应该浪费时间去探寻什么神的存在，一切精力都应该用来使生活更加美丽、更加快乐。
        这种说法一下子击中了要害，自然比以往任何语言文字都更能动摇人们的信仰。当时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正在危急关头，人们刚刚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与瘟疫，正处于一种彻底绝望的状态。显然这种时候决不能怀疑神的超凡法力，招惹神灵动怒。于是有人指控普罗塔哥拉不信神，要他到法庭上说明自己的观点。
        原本可以保护他的伯里克利，此时已经去世。普罗塔哥拉虽然是一位科学家，但却不想做殉道者。
        于是他就逃走。
        不幸的是，在前往西西里的途中，他的船失事了。看来他被淹死了，因为此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还有一个被雅典人迫害的叫作戴阿哥拉斯的人，他不是哲学家，而是一个作家。他输了一场官司，认为这是因为神没有帮助他，因而对神有些怨气。他自己觉得很冤枉，心里的怨气憋得时间长了，不免有些忿忿然，于是就到处说些亵渎神灵的话，结果冒犯了希腊北部的人们普遍信奉的一位神灵，被判处死刑。但是就在行刑之前，这个可怜的家伙找了个机会逃脱了。他跑到了科林斯，在那里继续谩骂奥林匹亚诸神，最后带着他的坏脾气平平安安地死去了。
        在历史记载中，希腊人不宽容最臭名昭著的案例，就是用司法手段杀害了苏格拉底。
        每当我们说到世界其实历来如此，雅典人并不比后人心胸开阔时，总要拿苏格拉底的例子，来说明希腊人的独断专行。今天，在对此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之后，我们的认识更加清楚了。这位富有才华又招人厌烦的街头演说家，对公元前5世纪盛行于古希腊的知识自由的精神，确实做出了直接的贡献。
        那时人们信奉的仍然是多神教，而苏格拉底却俨然是一位宣扬一神教的先知。尽管雅典人未必总能听懂他所讲的“精灵”（内心深处告诉他该如何说如何做的神灵的声音），但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苏格拉底对他们奉若神明的东西抱着一种离经叛道的态度，根本不尊重现有的社会秩序。然而，最后杀死这位老人的其实是政治，神学观点跟最终审判结果并无多少关系，虽然它也被拿来作为罪状。
        苏格拉底的父亲是一位石匠，孩子很多，收入却不高。苏格拉底没有钱读正规的大学，因为那时的哲学家大多是些实际的家伙，收取的学费都很昂贵。而且在年轻的苏格拉底看来，追求纯粹的知识，研究那些无用的科学，完全是浪费时间精力。他认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即使没有几何学的知识，一样能做得很好；而了解慧星和行星的本质，对拯救人的灵魂也毫无用处。
        苏格拉底身材矮小，鼻梁塌陷，衣着邋遢，其貌不扬。白天他在街头和一帮闲人争论，晚上则难免要听妻子的一番唠叨（她为了维持一大家子的生计，不得不在家给人洗衣服，可是她的丈夫却把谋生看作无足轻重的小事）。这位多次上阵远征的老兵、雅典议会的前议员，注定要为他的信仰遭受劫难。
        为了弄清楚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必须了解一下，就在苏格拉底为人类的智慧与进步做出痛苦而有益的贡献时，雅典的政治状况是怎样的。终其一生（苏格拉底被处死时已年逾七旬），苏格拉底一直试图告诉世人，他们在浪费自己的机会，他们过的是一种空洞而浅薄的生活，他们为虚无的快乐和成功付出了太多的时间，为了得到短暂的虚荣和自我陶醉，他们总是不惜挥霍上帝赐予的各种礼物。苏格拉底打破了旧的哲学束缚，坚信人应该决定自己的命运。他比普罗塔格拉走得更远。后者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而苏格拉底则鼓吹：“人的看不见的良知，就是（或者应该是）万物的终极尺度；塑造命运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神。”
        苏格拉底在决定自己命运的法官面前所做的演讲（法庭上共有五百名法官，都是他的政敌精心挑选的，其中有些人能读会写），对所有的听众来说，都是最令人耳目一新的真知灼见，不管他们是否同情苏格拉底。
        这位哲学家指出：“谁也没有权利告诉别人应该信仰什么，或者剥夺别人自由思考的权利。”他进一步说，“一个人只要心智健全，即使没有朋友的支持，没有金钱，没有家室，甚至无家可归，都不要紧。但是，因为任何问题都需要充分考虑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所以，人们必须享有完全自由的、不受权威干涉的讨论各种问题的权利。”
        遗憾的是，对被告来说，这不过是不合时宜的错误言论。自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在雅典的富人与穷人、雇主与劳工之间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苏格拉底是一个“温和派”——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对两种政治体制雅典和斯巴达实行不同的政治体制，雅典实行奴隶民主政治，而斯巴达实行贵族寡头政治。对优劣利弊都有所认识，试图寻找一种妥协的方案，使得所有理智的人都感到满意。结果双方都不喜欢他，只是当时双方势均力敌，都腾不出手来对付他。
        到了公元前403年，民主派完全掌握了政权，赶走了贵族，苏格拉底厄运临头了。
        他的朋友听到消息，让他趁早离开雅典，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苏格拉底的敌人和朋友一样多。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一直是一个口头的“专栏作家”，一个爱管闲事的人，而且聪明得可怕，总喜欢拆穿那些自诩为雅典社会支柱的人所设的骗局。因此，每个人都认识他，他的名字在整个希腊家喻户晓。他早晨讲一个笑话，到晚上就会传遍全城。有人编了戏剧来描写他，当他被捕入狱的时候，全阿提卡阿提卡（古希腊的一个地区，是一个沿东南方向伸入爱琴海的半岛，雅典就在这个半岛上）没有人不知道苏格拉底是干什么的。
        在审判中起主导作用的那些人（例如那位既不会读也不会写，只是熟知神的旨意，因此在起诉中嗓门最大的粮商），坚信自己在履行一份重要的社会责任，清除知识界的一个极端危险分子，他只会在奴隶中教唆懒惰犯罪，煽动不满情绪。有意思的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苏格拉底为自己所做的辩护仍然如此精彩，以至于陪审团的大多数成员同意，只要他放弃争辩、说教的恶习，不再批评别人的见解，不再用他永远怀疑的态度到处纠缠，就可以得到赦免。
        但是苏格拉底拒绝接受。
        “决不！只要我的良知、我内心深处那个微弱的声音，要求我继续向前，给人们指出辨明是非的正确途径，我就会拉住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宣讲我的观点，不计后果。”
        这样一来，法庭除了将这个犯人判处死刑，没有别的办法。
        这时，每年一度去戴洛斯朝拜的圣船还没有回来，按照雅典法律，在这期间不可行刑，因此苏格拉底得到三十天的缓刑。整整一个月，这位老人都平静地待在他的囚室中，思考如何改进他的逻辑体系。虽然有一次又一次的逃跑机会，但他都拒绝了。他已经走过自己的一生，完成了使命，现在已经疲惫，准备离开了。直到临刑前的一刻，他还在用自己的信念教导他的朋友们，要他们把心思放在精神世界，而不是物质世界。
        然后，他饮下毒药，安然睡去。从此，一切争论都随着他的长眠结束了。
        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的门徒被这来势汹汹的众怒吓坏了，觉得还是不再出头为妙。
        但是过了一阵子，见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他们又重操旧业，公开授徒执教。苏格拉底死后的十几年中，他的思想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
这时，雅典城刚刚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为争夺希腊半岛领导权爆发的那场战争，这时已经过去五年了。战争以雅典失败、斯巴达胜利告终，这一次膂力彻底战胜了头脑。不用说，这没有持续多久。斯巴达人没有写下一行值得记载的文字，也没有对人类的知识做出一点贡献（除了他们发明的一些战术被用在现代的足球赛中）。他们觉得，雅典的海军只剩下十二只船，长墙雅典长墙（指雅典人修建的从雅典城到海港的长墙，伯罗奔尼撒战争后被强迫拆毁）已被推倒，自己已经大功告成。但是雅典人的聪明才智却毫发未损，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十年，古老的比雷埃夫斯比雷埃夫斯，希腊中部的一个城市，靠近雅典。港又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船舶，雅典的海军将领又一次统领了希腊联合舰队。
        而且，伯里克利的努力虽然没有得到同时代人的肯定，却使得雅典成为世界的文化中心，堪称公元前4世纪的巴黎。罗马、西班牙和非洲的有钱人，如果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雅典卫城附近的学校去读书，会觉得非常风光。
        在这个古代世界中，对待生活是非常严肃的。现代人很难正确理解这一点。
        由于早期敌视异教文明的基督教的影响，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罗马人和希腊人都是些邪恶之徒，他们胡乱崇拜一些不明不白的神，整天大吃大喝，听埃及舞女的淫词滥调；要不然就挑起战争，杀戮无辜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和达西亚达西亚，今罗马尼亚。人，以此作为一种嗜血的运动。
        当然，在希腊确实有很多商人和战争贩子（罗马也许更多），他们积聚了百万家财，却根本不把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所讲的精辟的伦理原则放在心上。他们非常富有，其他人不得不忍气吞声，然而这并不说明他们享有社会的尊敬，或者可以被当作那个时代文明的代表。
        考古学家发掘了埃帕弗罗狄特的别墅。这个家伙和他的同伙曾经帮助尼禄。公元64年罗马大火，尼禄嫁祸基督徒，对基督徒进行迫害。公元68年高卢兵团、西班牙兵团和禁卫军起兵反叛，尼禄逃出罗马。元老院宣布他为公众的敌人，并判处死刑。公元68年6月9日，尼禄在罗马附近自杀。劫掠罗马及其殖民地，看到这个老投机商用不义之财建造的、有四十个房间的宫殿的废墟，我们会摇着头说：“多么腐败！”
        然后我们坐下读一读爱比克泰德爱，他的禁欲主义哲学强调自由、道德和博爱。年轻时曾为奴隶，后获自由的著作。他曾是老恶棍埃帕弗罗狄特的奴仆，但是从他的书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最高贵的灵魂。
        我知道，人们关起门来常常会给别人或别的民族下结论，但是不要忘记，正像皇家走狗埃帕弗罗狄特有他的代表性，哲学家爱比克泰德同样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真实代表。两千年前的人像今天的人一样，心中充满了对神圣的渴望。
        毫无疑问，那时的神圣和我们今天推崇的东西有很大的不同，它本质上是欧洲人头脑中的产物，没有丝毫东方思想的成分。而那些把它作为心中最崇高的理想的“野蛮人”，正是我们自己的祖先。他们慢慢地发展起一种哲学——如果我们同意：明确的道德心、简单质朴的生活、健康的身体和中等而足够的收入是一般幸福和满足的最佳保障——那么这种哲学就是非常成功的。对他们来说，灵魂的归宿并没有多少意义。他们接受这样的事实，即自己是一种特殊的哺乳动物，由于具有智力而超过了其他仍在地上匍匐的动物。他们经常会提到神，那就像我们说“原子”、“电子”或者“以太”以太，19世纪的物理学家为解释电磁场的传播而提出的一种假想物质，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被人们接受之后，以太理论便被抛弃了。一样。不管我们要谈论什么事物，总要给它起一个名字，爱比克泰德所说的“宙斯”，就像欧几里德解题时用的“x”或“y”，是一个有待求出的未知数的代号，也许含义丰富，也许什么也没有。
        那时，吸引这些人的首先是生活，其次是艺术。
        因此，他们研究各种各样、变化无尽的生活。而且，按照苏格拉底创造并广为传播的推理方法，他们得到了一些令人瞩目的结果。
        有时，由于过分热情地追求精神世界的完美，他们走向了荒谬可笑的极端。这很可惜，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过在众多的古代哲学家中，柏拉图是唯一一个从单纯追求完美精神世界，发展到鼓吹不宽容学说的人。
        众所周知，这个年轻的雅典人是苏格拉底的爱徒，后来成了苏格拉底学说的记录者。
        他收集了苏格拉底说过的想过的一切，编成了一系列对话录，简直可以称为《苏格拉底福音书》。
        完成了这一工作之后，他开始推敲老师学说中一些比较晦涩难懂的地方，并写了一系列精彩的文章来解释这些学说。最后他又进行了一些讲座，使雅典人关于公正和正义的思想，远远传播到雅典疆域之外的地方。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他表现出的全心全意、无私奉献精神，足以和圣徒保罗相媲美。然而圣徒保罗过的是一种非常富有冒险性的危险生活，他不停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地游历，致力于将上帝的福音传遍地中海的每一个角落，柏拉图则从未离开过花园中舒适的座椅，也从来不受外界的干扰。
        出身高贵，又有可以独立支配的财富，因此柏拉图可以如此行事。
        首先，他是一位雅典公民，他母亲的血统可以追溯到梭伦。他出身于贵族家庭，年轻时从事对外贸易，公元前594年被选为雅典首席执政官，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而且刚到法定年龄他就继承了一笔遗产，这笔遗产对他简朴的需求来说，实在是过于丰厚了。
        还有他雄辩的口才。如果能到柏拉图的大学里听几堂他讲的课，人们会甘心情愿地跋山涉水来到爱琴海。
        至于其他方面，柏拉图与同时代的年轻人非常相似。他曾在军队服役，但对军事没有什么兴趣。他参加各种户外运动，是个不错的摔跤手，跑得也相当快，不过从来没有在体育场上得过什么名次。他也像那时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花了很多时间出国旅行。他穿过爱琴海，到埃及北部做过短暂的旅行。在此之前，他那大名鼎鼎的祖父梭伦也曾这样做过。后来，他就回到家中再也没有外出。在雅典郊区赛菲萨斯河畔一座绿树成荫的花园里，他默默地传授自己的学说达五十年之久，这座花园因此被称为“柏拉图学园”。
        起初他曾是一位数学家，后来渐渐地转向了政治学，并在这个领域里为我们当代的政治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是一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会不断地进步。他认为，人的生活总是慢慢地从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世界从美的物质实体，发展形成美的社会体系，再由美的社会体系，演进到美的理想王国。
        这些理论写在羊皮纸上倒是很吸引人，但是当柏拉图试图为建立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制定一些具体的原则时，他对正义的热情和对公正的渴望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听不进任何其他想法。他所说的“共和国”，是一种奇特的共同体，一直被乌托邦的空想家们视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它倒是恰好反映了那些退伍陆军上校的偏见，这些人享受着丰厚的个人收入，喜欢进入上流社会，对下层社会怀着深深的猜疑，唯恐“下等人”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奢望分享只有“上流社会”的成员才能够享受的特权。
        在中世纪的西欧，柏拉图的著作深受学者们的推崇，遗憾的是，在他们的手中，传世之作《共和国》勾勒出理想国的设想。理想国包括三个阶层：哲学家国王掌握政治权力，负责维持公正和智慧；士兵保卫国家，以此获得荣誉；平民百姓则提供社会的物质需要。成了向宽容开战的最可怕的武器。
        这些博学的人总是容易忘记，公元12至13世纪时的社会状况，与柏拉图得出这些结论时的历史背景已经大不相同。
        举例来说，按照基督教的教义，柏拉图并不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他对祖先所崇拜的神一直非常蔑视，为特洛伊战争史中所记载的这些神的丑陋行径深感耻辱，认为他们不过是一群举止粗俗的马其顿乡巴佬。但是年长以后，日复一日地坐在他的小橄榄园中，柏拉图对自己国家中那些小城邦之间的争吵越来越感到厌烦。又看到老的民主政治理想的彻底失败，他开始相信，对一般平民来说，宗教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他所设想的“共和国”会立即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因此他坚持认为，在他所设计的社会中，立法机构必须制定具体的行为准则，自由人和奴隶都必须遵守，否则就会被关进监狱，或被流放甚至处死。这似乎是对博大的宽容精神的彻底否定，也是对不久之前苏格拉底还为之英勇抗争的信仰自由的彻底否定——而这确实是柏拉图的本意。
        要追寻柏拉图这一态度变化的原因，其实并不困难。苏格拉底喜欢走进群众，而柏拉图却惧怕生活。为了逃避令他厌恶的丑恶世界，柏拉图躲进了自己的梦想王国。他当然明白，自己的理想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自成一体的独立城邦，不论是假想的还是现实的，都是明日黄花。集权统治的时代已经开始，不久整个希腊半岛就并入了西起马里查河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上的一条河流，长约480公里，发源于保加利亚西部山区，流入爱琴海。、东至印度河的马其顿帝国的版图。
        但是，在征服者的巨掌落下之前，这个古老的半岛上已经出现了一位傲视同侪的伟大思想家，他使整个世界都不得不为那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希腊民族而折服。
        我所指的当然是亚里士多德，一个来自斯塔吉拉的神童，一个掌握了他那个时代能够获得的所有知识的人。他为人类知识宝库增添了巨大的财富，他的著作在以后的一千多年中，一直是欧洲人和亚洲人永不枯竭的智慧源泉，人们可以尽情地从中汲取知识的营养。
        十八岁时，亚里士多德离开自己在马其顿的家乡来到雅典，在柏拉图的大学里听课。毕业以后他曾在各地讲学，公元前336年他回到雅典，在阿波罗神庙附近的一所花园开办了自己的学校。这座学校被人称为亚里士多德学园，很快就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学生。
        奇怪的是，雅典人并不希望在城中设立更多的学园。这座城市已经开始失去它原有的重要商业地位，那些喜欢闯荡的人都搬到亚历山大港、马赛港或者南部、西部的城市去了。留下来的人不是身无分文就是懒惰成性，他们是原先那群躁动不安的自由民中残余的墨守成规分子——那群人曾经是灾难深重的共和国的光荣，最终又导致了它的毁灭。他们原本对柏拉图学园里发生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好感，柏拉图死后十几年，他最臭名昭著的学生又回到这里，公开贬低神的法力，教授一些骇人听闻的关于世界起源的异端邪说，使他们的城市蒙上思想自由和不信神的恶名，老守旧派们怎能不摇晃着顽固不化的脑袋暗中咒骂呢？
        他们要是有办法，早就把亚里士多德赶出自己的国家了。但他们只是明智地把这个念头藏在心里，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这位体格结实、眼睛近视、衣着讲究的绅士可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不是找两个流氓打手就能赶出城外的小教书匠。他的父亲是马其顿的宫廷医生，他从小和王子们一起长大，而且博览群书，刚刚毕业就被指定为王储的家庭教师，终日陪伴年轻的亚历山大达八年之久。因此，他得到了历史上最强大的统治者的友谊和保护。当亚历山大远征印度时，管辖希腊各省的摄政王对他倍加关照，唯恐这位亚历山大大帝的好朋友有什么闪失。
        然而，亚历山大的死讯一传到雅典，亚里士多德的生命便陷入了险境。他想起了苏格拉底的遭遇，不愿遭受同样的命运。像柏拉图一样，他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把哲学和现实政治混为一谈。但是众人皆知，他不喜欢政府的民主体制，不相信平民百姓有治理国家的能力。而就在这时，雅典人一怒之下赶走了马其顿驻军，于是亚里士多德便穿过埃维厄海峡，到了卡尔西斯。不久，他在这里去世。几个月后马其顿人重新征服了雅典，雅典人的反叛遭到了惩罚。
        岁月流逝，现在我们已经很难弄清当时亚里士多德被指控不敬神的真实背景了，但是在那个充斥着业余演说家的国度里，他的遭遇不可避免地与政治有盘根错节的联系。他之所以不受欢迎，与其说是因为发表了什么骇人听闻的新异端邪说，会使宙斯降罪于雅典，倒不如说因为他对一些地方权势人物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
        这些背景其实也无关紧要。
        那些自成体系的小共和国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不久之后，罗马人继承了亚历山大在欧洲的遗产，希腊成了他们众多省份中的一个。
        从此，所有的争吵都结束了。罗马人甚至比黄金时代的希腊人还要宽容，他们的臣民可以自由地思考，只要不去质疑多少年来罗马帝国赖以保持和平与繁荣的那些政治原则。
        不管怎么说，激励了西塞罗那一代人的理想，和伯里克利的追随者们所推崇的思想还是有一些微妙的差别。希腊的老一代思想领袖把他们的宽容建立在经过几个世纪的认真实践与沉思冥想得到的具体理论上，而罗马人则认为自己根本不需要做这些基础研究。他们对理论问题不屑一顾，还把这种做法引以为荣。他们关心实际事务，崇尚行动，对高谈阔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鄙视。
        假如有人愿意每天下午坐在橄榄树下，谈论组织政府的各个理论细节，研究月亮的阴晴圆缺对潮汐的影响，罗马人乐得有人肯做这样的事。
        罗马人觉得，假如那些知识真的能派上用场，将来倒不妨留意一下；如果不然，哲学思辩这种事情，还有唱歌跳舞烹调雕塑以及科学等等，最好还是留给希腊人和其他外国佬，仁慈的朱比特朱比特，罗马神话中众神的统治者。创造了他们，正是为了让他们去做这些真正的罗马人无须留意的事情。
        这个时候罗马人正忙于管理日益庞大的疆域。他们要训练足够的外籍步兵和骑兵，来保卫罗马的各个行省；他们要巡查连接西班牙和保加利亚的交通要道……要使五百多个不同民族和部落之间太平无事，这总要耗费他们大量的精力。
        让我们把荣誉送给有功的人。
        罗马人通过非常细致的工作，建立了一套统治体系，这个体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直延续到现在，它决不是一件平庸之作。只要交纳必须的税款，表面上尊重统治者制定的若干行为规则，罗马帝国的臣民们实际上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决定信仰什么或者不信仰什么。他们可以崇拜一个神，也可以崇拜十几个甚至更多的神，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不管自己崇拜何种宗教，在这个巨大的帝国中，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成员都必须永远记住，“罗马的和平”有赖于共同遵守这样一条原则：“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干涉别人，甚至自己领地上的陌生人。即使偶然觉得自己崇拜的神受到了亵渎，也绝不可以跑到地方长官那里要求为自己出气。“因为，”提比留大帝在一个值得纪念的场合这样说道，“如果神觉得自己应该为此得到补偿，他们一定会自己关照的”。
        有了这寥寥数语的安慰，所有此类案件都被法庭驳了回去，人们被告知，个人主张不要带到法庭上来。
        如果有一群卡帕多西亚商人决定在科罗西人的地区定居，他们有权继续崇拜自己的神，并可以在科罗西修建自己的神庙；反过来，如果科罗西人因为类似的原因迁居到了卡帕多西亚人的地区，他们理应享有同样的权利和同等的宗教信仰自由。
        经常有人认为，罗马人之所以能够摆出这种高高在上的宽容态度，是因为他们看不起科罗西人、卡帕多西亚人，以及其他所有居住在拉其奥拉其奥，意大利中西部的一个地区，罗马就在这一地区。以外的野蛮部落。这种看法也许是对的，不过我不能肯定。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整整五百年中，一种近乎彻底的宗教宽容，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文明、半文明地区得到了严格的实行。
        罗马人发展了一种统治艺术，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小磨擦，得到尽可能多的实际成果。
        在很多人看来，大同世界已经来临，这种相互忍让的气氛将会永远持续下去。
        但是，没有什么能够永远，至少那些靠武力建立的帝国不能。
        罗马征服了世界，但在这个过程中，她也毁灭了自己。
        罗马年轻战士的白骨抛洒在数以千计的战场上。
        罗马的疆域曾经东至黑海之滨，西到爱尔兰海。近五百年中，罗马知识精英的智慧都浪费在管理这个庞大的殖民地帝国。
        物极必反。
        以一城之力统治整个世界，无法完成的事业让罗马人身心俱疲。
        这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整个民族逐渐厌倦了生命，失去了生活的热情。
        他们拥有了所有的乡间别墅、都市豪宅，所有的豪华游艇、华丽马车，一切他们曾经渴望拥有的东西。
        他们拥有了全世界的奴隶。
        所有的美味都已尝遍，所有的美景都已看够，所有的音乐都已听腻。
        他们尝遍了世间的美酒，游遍了各地的美景，玩遍了从巴塞罗那到底比斯的所有女人；他们的书橱里藏有各种各样的书籍，墙上挂着最好的绘画，进餐时有最好的乐师为他们演奏，他们的子女有最好的教师传授知识。
        结果，佳肴美酒失去了滋味，书籍绘画变得黯然失色，女人失去了诱惑力，生命本身也成了一种负担，如果有体面的机会，很多人宁愿立即死去。
        只剩下唯一的安慰：对未知、无形世界的冥想。
        然而，旧的神已经死去多年，有头脑的罗马人再也不相信儿歌里的朱比特和米纳瓦了。
        那时存在的哲学体系有享乐主义、禁欲主义和犬儒主义等学派，他们都宣扬仁爱、克己的道德准则，推崇无私奉献的生活态度。
        这些哲学思想太空洞了。塞诺、伊辟鸠鲁、爱比克泰德和普卢塔克的书中说得倒是娓娓动听，而且这些书到处都能找到。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纯理性的食谱缺乏足够的营养，罗马人开始要求为他们的精神食粮添加一些“情感”。
        因此，纯粹哲学化的宗教只能迎合一小部分人的口味，这些人几乎都属于上层社会，他们才有条件得到满腹经纶的希腊家庭教师的培养。
        对普通百姓来说，这种精雕细琢的哲学一钱不值。他们的认识也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阶段，认为很多古老神话都是粗鄙可笑的祖先稚气的杜撰，但是他们还达不到上层“知识分子”的思想高度，不可能否定任何一位神的存在。
        于是，他们就采取知识浅薄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采取的做法，正式场合他们对共和国官方的神毕恭毕敬，私下里则为了寻求真正的愉快与舒适，投入某种“秘修会”的怀抱。两个世纪以来，这些秘修会在台伯河畔的古城里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秘修会”这个词来自希腊语，本来的意思是一群“入会的人”，他们必须守口如瓶，以防泄漏会中最神圣的秘密。这些秘密只有会众才能知道，并且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譬如大学兄弟会大学兄弟会，大学学生和校友组成的一种互助组织，起源于19世纪的美洲殖民地。
        然而在公元1世纪，秘修会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崇拜，是一种教派或者教会。如果一个希腊人或者罗马人离开长老教会加入了基督教科学教会（请原谅时间上的混淆），他会对自己的邻居说去了另外一个“秘修会”，因为“教会”这个词出现得比较晚，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词。
        罗马充斥着各种外来的和土生土长的宗教，这对一座世界性的城市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从小亚细亚北部藤萝覆盖的山坡，传来了西比尔教派西比尔教派，西比尔是小亚细亚弗里基亚一位女神的拉丁名字，希腊语称为莱雅。她是泰坦神克罗纳的妻子，奥林匹亚诸神的母亲。在罗马她被奉为众神之母。领导西比尔教派的是一些被称为科里班特的阉人教士，他们的祭神仪式总是伴随着凄厉的喊声，以及由笛子、鼓、铙钹等演奏的狂乱音乐。。西比尔被弗里基亚人尊为众神之母，但是这些教派的祭神活动总是伴随着一些不体面的感情宣泄，罗马治安当局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关闭这些西比尔神庙，最后通过了严厉的法律，禁止传播鼓励集体酗酒或其他恶劣行为的宗教信仰。
        埃及这块充满着自相矛盾和神秘色彩的土地，产生了五六位奇异的神灵。这时奥赛利斯、赛皮斯和爱西斯对罗马人来说已经像阿波罗、迪梅特和赫耳墨斯一样熟悉。
        至于希腊人，他们在几个世纪前就创造了抽象真理体系和实用行为法典，这时又把一系列“秘修会”传给了异国他乡喜欢偶像崇拜的人们，其中包括远近闻名的崇拜艾蒂斯、迪奥尼索斯、奥尔菲斯和多爱尼斯的教派。虽然从公共道德角度看这些崇拜没有一个是完美无缺的，但它们却大受人们欢迎。
        一千年来频繁光顾意大利海岸的腓尼基商人，使罗马人熟知了他们伟大的神巴尔各个地方供奉的巴尔不尽相同，并不是指同一位神。，还有他的妻子阿斯塔蒂。为了这位奇妙的女神，所罗门王老年时命人在耶路撒冷正中修建了一座“高坛”，令他那些忠实的臣民们惶惶不安。在    争夺地中海最高统治权的过程中，这位令人生畏的女神被公认为迦太基城的保护神；她在亚洲和非洲的神庙被毁之后，又以令人尊敬的基督教圣者的身份出现在欧洲。
        但是还有一位最重要的神，他在军队士兵中深受崇拜，从莱茵河的入海口，到底格里斯河的发源地，罗马疆域内的每一处残垣断壁下面，都能找到他破碎的神像。
        这就是伟大的神米斯拉斯传说他杀死了神牛，神牛的身体中迸出各种动植物，供人类享用。公元前7世纪征服亚述、公元前6世纪征服巴比伦后，米斯拉斯成为太阳神。米斯拉斯崇拜与基督教有很多相似之处。公元前68年由被庞贝大将军俘虏的西西里海盗传人罗马，在早期的罗马帝国很快传播，成为基督教的对手。。
        据我们所知，米斯拉斯原是掌管空气、阳光和真理的亚洲之神，受到里海低地平原居民的崇拜。那时我们的祖先发现了一片肥美的牧场，正准备在那块山谷和丘陵中定居，这块地方就是后来的欧洲。他们认为是米斯拉斯赐予他们各种好东西，认为这块土地的统治者之所以有强大的权力，完全是因为他有强大的意志。因此，作为天恩的象征，米斯拉斯有时会把自己周身环绕的天火赏赐一些给那些身居高位者。尽管他已经离去，连名字也已被人遗忘，然而中世纪的圣者和他们头上的光环，还会让我们记起这个古老传统，它比基督教的历史早了几千年。
        尽管在相当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但是要准确地叙述他的生平却非常困难。这里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早期的基督教传教士对米斯拉斯神话恨之入骨，对它的恐惧百倍于对一般宗教的恐惧。在他们心目中，这位印度神是他们最危险的对手，因此竭尽全力清除能够使人想起他的东西。
        在这方面他们做得非常成功，米斯拉斯的神庙全都消失了，像今天美国的美以美教派、长老会教派那样(在罗马盛行了五百多年的一种宗教)最后竟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不过当时还没有发明炸药，建筑物不可能清除得那样彻底，通过对一些废墟的仔细搜索，再加上在亚洲发现的一些资料，我们已经克服了一些先天不足，对这位有趣的神以及他的业绩有了相当准确的了解。
        米斯拉斯幼年时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奇特冒险，其中的很多事情会让我们想起，为什么赫拉克利斯会成为希腊孩子崇拜的英雄。但是赫拉克利斯往往非常残暴，而米斯拉斯则总是做得很好。有一次，他和太阳神摔跤并且胜了对方，但他表现得非常大度，结果后来和太阳神亲如兄弟，以致人们往往把他们二人认错。
        当邪恶之神降下干旱，企图毁灭人类时，米斯拉斯用箭射向一块岩石，顿时泉水汹涌而出，流进干裂的土地。为首的恶神阿赫里曼又想借此机会制造一场大洪水，以达到他的卑鄙目的。
        米斯拉斯得知后，就告诉一个人，让他建造一艘大船，载上他的亲属和家畜。就这样，他又使得人类免遭灭顶之灾。为使世界免予被自己的愚蠢所毁灭，他竭尽了全力，最后被召上了天国，永远执掌公正和正义。
        要加入米斯拉斯教，必须经过一套繁琐的入会仪式。首先要象征性地吃一些面包，饮一些酒，以纪念米斯拉斯和他的朋友太阳神一起用的著名晚餐；然后，必须在水前接受洗礼，还要做很多别的事情。
        这些仪式在我们看来毫无意义，毕竟这种宗教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彻底绝迹了。
        一旦入了教门，信徒们就享有绝对的平等。他们一起在烛光辉映的祭台前祈祷，一起唱赞美诗，每年的12月25日一起庆祝纪念米斯拉斯诞生的节日。而且，每个星期的第一天他们都要停止工作，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神，现在我们仍然把这一天叫作“太阳日”太阳日，即星期日他们死后，遗体被摆放整齐，等待最后审判日的到来，好人得到公正的回报，坏人则被投进熊熊不熄的烈火。
各种“秘修会”的成功，米斯拉斯精神在罗马士兵中的广泛影响，说明这时已经不是漠视宗教的时代了。实际上，罗马帝国在最初的几百年中一直不停地寻找，寻找某种能够满足大多数人情感需要的东西。
        公元47年发生了一件事情，一只小船从腓尼基驶向了佩加城，那里是通往欧洲的道路的起点。小船的旅客中，有两位行李非常简单。
        他们的名字是保罗和巴拿巴。在保罗改革基督教之初，巴拿巴曾向门徒进行解释，消除他们因保罗曾参与犹太教当局迫害基督徒而对他怀有的恐惧情绪。后与保罗同往安提阿，参与建立安提阿教会，并与保罗一起去塞浦路斯、小亚细亚等地传教，公元48年返回时将各地捐款带交耶路撒冷教会。后来因与保罗发生严重分歧而分道扬镳，乘船前往塞浦路斯，传说在该地传教时被犹太教徒用石头砸死，葬于该地。后世有资料说他曾到过亚历山大城，著有《巴拿巴书信》；到过罗马，著有《致希伯来人书》。
他们都是犹太人，但是其中一位持有罗马护照，而且还通晓非犹太世界的智慧。
        一次值得纪念的旅行开始了。
        基督教就要开始征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