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迅速征服了西方世界，人们有时会拿这一点作证据，说明基督教思想确实来自神的意志。我不想就此进行辩论，但是我想提醒一点，最初的传教士之所以获得成功，固然与他们教义中的真知灼见分不开，但与当时大多数罗马人所处的恶劣生活条件也大有关系。
        我已经向你展示了罗马的一个侧面——士兵、政治家和富裕的制造商、科学家的世界，这些幸运儿们居住在拉特兰山的坡地，坎帕尼亚的山谷丘陵，或者那不勒斯湾沿岸，享受着愉快悠闲的生活。
        但他们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在城郊密密麻麻的贫民窟里，却很少能够看到令诗人欢呼太平盛世，让演说家将屋大维比作朱比特的繁荣景象。
        在那一排排长无尽头、烟熏火燎的租赁房屋里，拥挤地居住着大批贫民，对他们来说，生活不过是无休无止的饥饿、流汗和痛苦的感觉。他们听人讲过一个朴实的木匠的故事：他住在大海那边的一个小村庄，靠自己的双手谋生，热爱贫苦人，并因此被贪婪的敌人残酷地杀害了这里指的是耶稣的故事。圣母玛丽亚的丈夫约瑟是一个木匠，据说耶稣年轻时曾跟随约瑟做木匠活。。他们觉得这样的故事真实可信。是的，过去曾经听说过米斯拉斯、爱西斯还有阿斯塔蒂，但是这些神都已经死了，千百年前就已经死了，关于这些神的传说，还是那些千百年前死去的人们留下的。
        拿撒勒的约书亚，也就是希腊传教士所说的救世主，不久之前还活在世上。可能很多当时活着的人都知道他，如果提比留皇帝在位时，他们碰巧去过叙利亚南部，可能还听到过他的演说。
        还有一位彼得，他经常在阿皮恩大道旁幽暗的小花园里，跟临街的面包师、卖水果的小贩谈天说地。他是一位来自迦百农的渔夫，那个可怕的下午，先知被罗马士兵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在骷髅山。
        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们才会明白基督教为什么能够迅速流传开来。
        正是由于人们对耶稣的事迹有直接的了解和亲身的体会，由于耶稣的言论中表达了对所有受压迫人民的爱，使得基督教与其他教义相比有一种强大的优势。至于耶稣的跟随者所说的是否他当时的原话，那已经无关紧要了。奴隶们能够听见也能够听懂这些话，有人许诺如此光辉的未来，他们一生中第一次感受到希望的光芒，不禁激动得颤抖。
        终于有人说要给他们自由。
        他们不再是穷人，不再是权势眼中的贱民。
        相反，他们成了慈父宠爱的孩子。
        他们要拥有这块土地，还有这土地上的一切。
        他们要分享至今还被住在萨姆尼别墅里的老爷们独霸的快乐。
        基督教是第一个给普通人以机会的、紧密的宗教体系。新信仰的力量即由此而来。
        当然，我并不想把基督教说成是一种心灵体验，一种生活和思维的模式，我只是想说明，在一个充满了奴役与被奴役的世界里，好消息是怎样像草原上的烈火一样迅猛地传播的。但是，除了非常偶然的情况以外，历史并不会关心某一个人的精神冒险，不管他是自由的还是受到束缚的。当这些卑微的生灵形成了一个个民族、一个个行会、一个个教派、一支支军队、一个个联盟，当他们开始遵从一个领导，当他们积累了足够的财富能够交纳赋税，能够为了征服异邦而应征入伍……这时我们的史学家们才会注意他们。在所有的历史章节中，基督教早期的发展是最吸引人的片断之一，我们对于早期的基督教会了解颇多，但是究竟是谁创立了这门宗教，我们却知之甚少，这实在是一个遗憾。
        基督教终于在古老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它实际上是两种相互冲突的利益的结合体。一方面，它竭力维护包容一切博爱、仁慈的思想，这些都是主亲身教导的；另一方面，它带有无法根除的狭隘的地方主义色彩，使耶稣的同胞们从一开始就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相互疏远。
简单地说，它把罗马的效率和犹太人的专制结合起来，用一种恐怖统治笼罩了人们的精神。这种统治非常有效，但是毫无逻辑。
        要理解这些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必须再回头看看基督死后的五十年中保罗的生活。而且我们必须抓住这样一个事实：基督教开始时是犹太教内部的一场改革运动，是一场纯粹的民族主义运动，最初它威胁的不是别人，正是犹太国的统治者。
        基督在世时的统治者法利赛人对此再清楚不过了。他们自然非常害怕鼓动宣传会威胁到他们的精神垄断，因为这种垄断是完全靠武力来维持的。为了使自己不被赶走，他们不得不慌忙行事，在罗马当局插手干预之前，将自己的敌人送上了绞刑架。
        我们无法知道，如果耶稣没有被害，他将会做些什么。在他被害时，还远未将其信徒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特别的教派；他也没有留下一句话或一页文字，让他的追随者们明白他要他们怎样做。
        然而，这却成了一种隐藏的庇佑。
        没有成文的规定，没有一定的条例，倒使得信徒们可以自由地追随耶稣言论中蕴含的精神，而不必拘泥于教规中的条文。假如被一本书所束缚，他们也许会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神学问题上，沉迷于逗号和冒号的讨论。
        假如是那样，除了少数专业学者，一定不会有人对这种新的信仰有什么兴趣。那样的话，基督教也会像许多其他的教派一样，一开始就写下了很多详细的教规，然后陷入神学理论的争吵，最后被闻声而来的警察所打断。
        时隔两千年，当我们意识到基督教对罗马帝国所造成的巨大破坏的时候，不禁会对罗马当局没有镇压这样危险的运动而感到吃惊。对罗马帝国来说，它的危险完全不亚于匈奴或者哥特人的入侵。他们当然知道，这个东方先知的遭遇在他们的奴仆中产生了巨大的骚动，妇女不停地议论着天国之王即将重现的消息，还有很多老人郑重地预言，世界很快就要被一团烈火毁灭。
        然而，这并不是穷人们第一次为新宗教的英雄而发狂，而且这也不大可能是最后一次。同时，治安当局会全力以赴，不让这些狂热的穷鬼们打破王国的平静。
        事情确实如此。
        警察的确严阵以待，但是没有找到什么动手的机会。这个新教派的追随者做事的方式堪称楷模，他们并没有任何推翻政府的企图。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奴隶觉得，上帝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大家都是兄弟，那么主人和奴仆之间的关系岂不是要结束了？可是使徒保罗赶紧解释说，他所说的王国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灵魂王国，尘世的人们最好还是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以期在天国能够得到好报。
        还有很多妻子，深受罗马法律所带来的婚姻束缚之苦，迫不及待地得出结论，基督教就是解脱束缚、男女平等的同义词。但是保罗又站出来，说了很多措辞委婉的话，恳求亲爱的姐妹们不要做极端的事情，以免让保守的异教徒们更加怀疑基督教；他说服她们继续保持半奴隶的状态，因为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天堂以来，这一直是女人的本分。
        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一种对法律的尊重，官方觉得值得嘉许，因此便允许基督教传教土自由往来，并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和喜好进行说教。
但是，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群众的宽容心总是不同于统治者的宽容心。正因为他们穷，所以不见得会像品格高尚的公民那样，在为了积累财富做出必要的妥协时，仍然能够保持心情愉快。
        罗马的平民阶层自然也毫不例外地符合这条原则。几个世纪来，他们已经习惯于大吃大喝、大打出手。耶稣耻辱地死在十字架上，和平常的罪犯没什么两样，而那些信徒还都在全神贯注地聆听他的故事；他们向那些信教的男女投掷石块，那些人反倒大声地祈祷，这些事情让他们从中得到了很多粗俗的乐趣。
        然而，罗马的教士们则不会这样简单地看待这些动向。
        罗马帝国的宗教是一种国教，在特定的时间要进行一些隆重的供奉。这些供奉是用现金支付的，而且这些钱又供养着那些教会官员们。当成千上万的人离开了原先的教会，转到别的不收钱的教会去，这些教士就面临削减薪水的严重威胁。这当然不会让他们高兴，很快他们就开始大肆辱骂那些不敬神的异教徒，说他们背弃了祖先的神灵，为一个异邦的先知焚香祷告。
        还有一班人更恨基督教。他们是一群骗子，就像印度的瑜珈修行者和那些信奉爱西斯、伊什塔或者巴尔、西比尔的教派中的祭司，多年来靠着容易轻信的罗马中等阶层，已经养得脑满肠肥。如果基督教建立了自己的机构，给自己各种宗教仪式定个好价钱，那这班巫医、相士和巫师是没有理由抱怨什么的。生意就是生意，算命先生们是不会在乎丢掉一点生意的。可是这些该死的基督徒，竟然一分钱也不收！是的，他们甚至把自己的东西让给饥饿的人，让无家可归者和自己同住一屋！这样做太过分了，如果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蔽的收入来源，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
        这时的罗马已经不再是一个自由民的城市，而成了一个临时居留所，住满了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失去了财产继承权的农民。这是一个容易发生骚乱的群体，它的行为受到一些神秘规律的支配。他们非常容易仇视那些行为方式跟自己不同的人，而且总是怀疑那些无原因地生活正派、行为检点的人。时常喝上一杯，偶尔还请别人喝一杯的人，他们觉得不错，但是如果谁总是不合群，也不去斗兽场看表演，看见成群结队的战俘在卡皮托兰山游街也不大声喝彩，就会被他们当作扫兴的人，当作所有人的敌人。
        公元64年，一场大火烧毁了罗马的穷人居住区。这时，对基督教徒有组织的袭击就要开始了。
        起初人们传说，这是皇帝尼禄一时昏了头，命令把他的都城放火烧掉，以便除掉那些贫民窟，按照他的计划重建城市。但是群众心里自有主见，这都是那些犹太人和基督徒的错，他们总是说，当天国落下巨大火球，穷人的房屋化作火焰时，幸福就要降临了。
        这种说法一传开，其他的谣言也就紧跟着来了。一位老妇人曾经听到基督徒和死人说话，还有人说基督徒拐走小孩，割断他们的喉咙，用血来祭奠他们那个怪异的神。当然，以前从没有人当场发现他们做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情，那只是因为他们非常狡猾，而且贿赂了警察。现在，他们终于两手鲜血被人抓住，理应为自己的恶劣行径受到折磨。
        信徒中究竟有多少人就这样遭受了私刑，我们无从知道。看起来保罗和彼得也成了受害者，因为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名字。
        当然，这种公众愚昧的可怕爆发，并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受难的信徒带着高贵的尊严，坦然接受厄运的降临，这成了对新教义最好的宣传。一个基督徒受难，立刻有十个原本不信教的人接替他的位置。公元68年尼禄自杀（这是他在短暂而无用的一生中所做的最体面的事情）后，基督教立刻回到了它曾经活跃的地方，一切又恢复了过去的样子。
        直到这时，罗马当权者才开始怀疑，基督徒和犹太人并不是一回事，这可是一个重大发现。
        也难怪他们会犯这样的错误。经过最近一百年来的历史研究，我们越来越明白，当时的犹太教堂担当了情报交换所的角色，新宗教信仰就是通过这里传到世界其他地方的。
        不要忘记，耶稣本人是一个犹太人，一直非常谨慎地遵守祖先定下的古老律法，他的演讲听众几乎总是清一色的犹太人。他离开故乡只有一次，而且时间很短，此行的任务也是和他的犹太同胞一起完成的，目的也是为了犹太人。从他所说的话中，普通的罗马人也感觉不到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有什么特别的不同。
        实际上，耶稣清楚地看到，祖先的宗教中已经充满了各种弊病，他曾为此大声疾呼，而且有时也取得一些成功。但是，他致力于由内而外的改革，从来没有明确地表示自己要创立一个新的宗教。假如有人向他提出这样的可能性，也会被他斥为荒诞不经。但是，他像许多以前和以后的改革者一样，渐渐地被逼到了一种无法继续妥协的境地。过早的去世反而使他免于像路德和其他很多倡导改革的人那样，陷于一种左右为难的处境——他们原先只是试图在自己的组织内部做一些好事，却突然发现自己成了组织之外的一个新团体的领袖。
        基督死后很多年，基督教（那时这个名字还没有出现）只是犹太教的一个派别，仅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加利利等地有一些支持者，叙利亚省以外的地方从来没有听说过。
        最先认识到这个新教义成为世界宗教的可能性的，是一个具有犹太血统的地地道道的罗马公民盖尤斯·朱利叶斯·鲍勒斯。他的苦涩遭遇可以告诉我们，他的犹太同胞是怎样激烈地反对使宗教世界化的。他们只希望搞一个本民族的教派，成员只限于本民族；对于胆敢向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一视同仁地宣扬灵魂拯救的人，他们恨之入骨。要不是怀里揣着罗马护照，保罗最后一次访问耶路撒冷时，一定会在他那些暴怒的同胞手里吃尽苦头。
        后来，半个营的罗马士兵把保罗安全地护送到一个海滨小镇，可能就是从这里，他被送到了罗马，接受了那次著名的却从未发生过的审判保罗是罗马公民，具有罗马公民权，可要求向罗马皇帝上诉，对有此权利的人罗马地方总督不能擅自处置。大约公元56年或57年春，保罗回到耶路撒冷，把他建立的一些非犹太教会的捐款送交耶路撒冷教会。在那里，他遭到犹太教徒的反对，不久被逮捕。他在该撒利亚监狱被监禁两年后，要求直接向罗马皇帝上诉，于是被送回罗马。据基督教传说，他在罗马被监禁两年后，约公元62年，终于被罗马当局处死。。
        保罗去世几年以后，他生前经常担心而曾又反复预言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罗马人摧毁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神庙的遗址上建起了朱比特神庙，耶路撒冷被改名为埃利亚·卡皮托里那，犹太成了罗马的叙利亚——巴勒斯坦省的一部分。城中的居民不是被杀就是被流放他乡，废墟周围数英里之内不得居住，违者处死。
        这座给犹太基督徒带来无尽灾难的圣城终于被毁灭了。在此后的几百年间，犹太内地的小村庄里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人，他们自称“穷人”，不断地祈祷，以极大的耐心等待着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他们就是原先耶路撒冷犹太基督教徒中的幸存者，公元5至6世纪的书中经常提到他们。他们远离文明世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奇怪的教义，其中对使徒保罗的仇恨占据了突出地位。然而自7世纪以后，我们就再也寻不到这些所谓的拿撒勒派拿撒勒派（基督教古代异端派别之一，l~2世纪流行于巴勒斯坦地区，是倾向于犹太教的温和派）和伊便尼派的踪迹，他们被获胜的伊斯兰教徒斩尽杀绝了。不过，即使他们能够再延续几百年，也无法改变不可扭转的历史趋势。
        罗马把东南西北辽阔的地域归入一个庞大的政治联合体，人们在观念上接受一个世界化宗教的条件已经具备。因为既简单又实际，对人们有一种直接的感召力，基督教注定要获胜，而与之竞争的犹太教、米斯拉斯崇拜等宗教信条则注定要失败。然而不幸的是，某些与这种新宗教的初衷明显相悖的令人厌恶的特点，一直没有能够彻底地被根除。
        那艘载着保罗和巴拿巴从亚洲到欧洲的小船，带来了仁慈和希望。
        但是一位不速之客也偷偷溜上了船。
        他戴着一副圣洁和美德的面具。
        但是面具下面却是残忍和仇恨。
        他的名字就是——宗教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