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古代的高卢人一样在《高卢战记》中，朱利叶斯·凯撒从地理上把高卢人分为三部分，即比尔及人、阿奎丹尼人和克勒特人。，现代的不宽容可以分为三种：懒惰的不宽容，无知的不宽容和自私的不宽容。
        最普遍的也许是第一种，在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阶层都能够见到，尤其是在那些小村庄和古老的镇子最为常见，而且它并不局限于人类。
我家的老马督德在科里镇温暖的马棚里度过了二十五年平静的生活，无论如何也不愿到西港同样温暖的谷仓去，就是因为它一直住在科里镇，已经熟悉了那里的一草一木，知道在它每天散步的时候，不会有什么陌生的新玩意儿冒出来吓着它。
        我们的科学家们迄今为止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早已死亡的玻利尼西亚群岛方言，而可怜的猫、狗、马、驴们的语言却被忽略了。
        但是，假如我们能听懂督德对它过去的科里镇邻居说的话，就可以领教到马的不宽容了。因为督德已经上了岁数，在很多方面都有了固定的“套路”。它的那套马的习惯是很多年前养成的，因此所有科里镇的风俗习惯在它看来都是天经地义的，而西港的风俗习惯，到死它也不会接受。
        正是这种不宽容，使得父母们对他们子女的“傻气”大摇其头，使得人们荒唐地相信“过去的好日子”的神话，使得文明人和野蛮人都穿着让人难受的衣服，使得世界充斥着大量的废话，而总是把那些有着新思想的人当成人类的敌人。
        不过在其它方面，这种不宽容的危害还不算大。
        我们迟早都要因为这种不宽容吃苦头。在过去的岁月中，它曾经使数以百万计的人离开了家园；而今它又使得大片无人区成了永久居住地，否则这些地方现在还是一片荒野。
        第二种就要严重得多。
        无知的人仅仅由于自己的无知便可以成为非常危险的人。
        但是如果他还要为自己的智力缺陷寻找借口，那就更加可怕。这时他会在自己的心中建立起一座唯我独尊的花岗岩堡垒，自己高踞于这堡垒之上，向他的敌人（也就是所有不肯接受他的偏见的人）挑衅，要所有的人说明为什么自己应该活着。
        有这种苦恼的人，都是些即苛刻又卑鄙的人。因为他们总是生活在恐惧之中，很容易变得残忍暴戾，喜欢折磨那些他们憎恨的人。
        就是在这群人中，最先产生了“上帝的选民”这个奇怪的念头。而且，被这种思想所迷惑的人，总喜欢想象自己和看不见的神灵存在某种联系，以此来为自己打气壮胆，也是为了给自己的专制增添一些精神上的支持。
        比如，这些人决不会说：“我们要绞死丹尼尔·笛福，因为我们觉得他对我们的快乐构成了威胁，因为我们恨死了他，就是要把他吊死！”不，不会的！他们聚在一起隆重地举行秘密会议，一连几小时、几天、几个星期地研究如何处置这个丹尼尔·笛福。在最后判决宣读之后，也许只是干了点小偷小摸的可怜的丹尼尔，就俨然成了最可怕的人物，竟胆敢违背上帝的意志（这些意志只传给了上帝的选民，也只有他们才能够理解），因此将对他行刑是一件神圣的职责。敢于给这种魔鬼的同伙定罪的法官们，则立下了巨大的功劳。
        本性善良的人很容易被这种致命的幻觉所迷惑，变得像那些残暴野蛮、嗜血成性的人一样，这在历史学和心理学上都已司空见惯。
        我们完全可以肯定，那一群群围观殉难者惨状的人并不是罪犯，他们是些正派虔诚的百姓，而且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件会讨得上帝的欢心与褒奖的事情。
        倘若有人提起宽容，他们会觉得那等于承认道德上的弱点，因而会拒绝这种观念。也许他们不宽容，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反倒会理直气壮地以此为骄傲。你看，在清晨潮湿寒冷的空气中，丹尼尔·笛福穿着藏红花色的衬衫，一条饰满小魔鬼的灯笼裤，向前走着。他走得很慢，但是很坚定，一步一步地走向立在集市中的绞刑架。而那些围观的人一等这场面结束，便会回到自己舒适的家中，饱餐一顿豆子和熏肉。
这本身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们的所做所想都正确无误吗？
        不然，他们为什么会是看客，而不是被人看着死去的受难者呢？
        这种说法自然经不起推敲，但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观点。当人们都真心觉得自己的观点就是上帝的意志，无法理解自己会犯错误时，这的确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还有第三种，由自私引起的不宽容。它本质上是一种嫉妒，而且就像麻疹一样常见。
        当年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向人们说，要得到万能的上帝的垂青，靠宰杀牛羊是不行的。于是神庙中那些靠祭祀仪式为生的人就低毁他，把他描绘成一个危险的革命分子。耶稣就这样被处死了，再也不会对他们的收入来源造成什么危害。
        几年之后，圣徒保罗来到以弗所。他所宣讲的新教义威胁到当地珠宝商人的生意，因为这些人靠贩卖当地女神戴安娜的小塑像发了大财，于是金匠行会差点把这个不速之客用私刑弄死。
      有些人靠某种已有的宗教崇拜为生，而有些人的思想却能够把群众从这个神庙吸引到另一个神庙，自古以来这两种人之间就存在着公开的战争。
        在讨论中世纪的专制时，我们必须永远记住，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谈到那些宗教迫害案例时，很少只遇到一种形式的不宽容，常常会见到所有三种形式的不宽容。
        一个组织掌握着巨大的财富，管理着数千平方英里的土地，拥有成千上万的奴隶，自然会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在那些试图重建朴实无华的“地上天国”的农民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扫除异端就成了一种经济上的需要，这属于第三种——出于自私的不宽容。
        但是还有一群人也受到官方的大力压制，他们是些科学家，这个问题就不知要复杂多少倍了。
        要理解教会当局对待试图揭示自然秘密的人所持的乖戾态度，我们还得倒退几个世纪，看一看公元6世纪以前的几百年中，欧洲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
        野蛮人的入侵如洪水般无情地扫荡了欧洲大陆，污浊的洪流中只剩下零星几座罗马共和国的残垣断壁，原先这些城墙内的社会早已不复存在。他们的书籍都已被波涛卷走，他们的艺术被深深埋在新的无知的淤泥之下，他们的收藏品、博物馆和图书馆，他们慢慢积累起来的科学素材，都被那些来自亚洲腹地的粗俗的野蛮人投进了篝火。
        我们现在还保存着10世纪的几个图书馆的目录。那时，西方（君士坦丁堡除外，那时它对于欧洲中部就像今天的墨尔本一样遥远）人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希腊书籍。这似乎不可思议，但是它们已经彻底消失了。当时的学者如果想了解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的思想，只能去读他们著作中某些章节的译本（译得很差）；想学习他们的语言，也没有人能够教他们，除非能找到几个由于拜占庭神学之争到法国、意大利避祸的希腊僧侣。
        拉丁书倒是不少，但大多是4至5世纪的。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经典著作手稿，经过反复的漫不经心的传抄，只有那些研究了一辈子古文书学的人才能看得懂。
        至于科学书籍，除了一些最简单的欧几里得习题，图书馆里再也找不到别的东西；更为可悲的是，再也没有人需要它们。
        因为这时的统治者对科学怀着敌意，对任何数学、生物学和动物学方面的独立研究都不支持，更不用说什么医学、天文学了。科学已经沦落到无人理睬的地步，再也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了。
        用现代的眼光理解这种状况是非常困难的。
        尽管各自的出发点不同，我们20世纪的人都深深地相信进步，尽管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个世界变得完美，但是我们都把这样的努力当作一种最神圣的职责。
        是的，对这种不可阻挡的进步的信仰，有时似乎成了一种国教。
        但是中世纪的人们却不可能同意这种观点。
        希腊人曾梦想世界充满美丽和乐趣，但是这梦想只持续了多么短暂的时间！席卷这个不幸国家的政治风暴无情地摧毁了它，大多数希腊作家从此成了悲观主义者，面对昔日幸福家园的废墟，他们对所有世俗的努力彻底地绝望了。
        而罗马人则从近千年的历史中得出结论，认为人类发展过程中有一股向上的趋势，他们的哲学家（尤以伊辟鸠鲁学派最为著名）则为了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兴致勃勃地担当了教育年轻一代的责任。
        后来出现了基督教。
        关注的中心从这个世界移向了别处，一夜之间人们又回到了黑暗的深渊，在绝望中逆来顺受。
        那时人是有罪的，他的天性和喜好都是罪恶的。他在罪恶中孕育，又在罪恶中诞生，他在罪恶中成长，又在对罪恶的忏悔中死去。
        但是这种绝望和那一种有所不同。
        希腊人觉得他们比自己的邻居们更有知识、更有教养（也许确实如此），他们确实为那些不幸的野蛮人感到悲哀，却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宙斯的选民，并因此觉得自己比所有其他民族都优越。
        然而，基督教却没有超出自己的前身犹太教的境界。当基督徒把《旧约》作为自己信仰的圣经之后，他们便继承了那条不可思议的犹太教教义，认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人，人们必须公开宣称信仰某些正统教义，才有希望得到拯救，否则只能被贬入地狱。
        对于那些缺乏谦虚精神，相信自己是芸芸众生中得天独厚之辈的人来说，这样的观点自然有巨大的好处。在很多危急时刻，它使得基督徒形成一个紧密连结、自成一体的整体，超然地漂流在异教的汪洋之中。
        对于特图里安和圣奥古斯丁，以及其他忙着把基督教教义写成白纸黑字的早期作家来说，天涯海角发生了什么事情，完全不是自己关心的问题。他们最终的希望就是到达一处安全的海岸，在那里建起他们的上帝之城。至于其它地方的人们有什么憧憬和希望，则与他们毫不相干。
因此他们为自己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概念，描述人类的本源以及时间和空间的起点与终点。埃及人、巴比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发现的那些奥秘，丝毫无法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深信，从基督诞生的那一刻起，所有旧的价值就全被摧毁了。
        比如说，关于地球的问题。
        古代的科学家认为它是数十亿个星球中的一个。
        基督徒断然拒绝这种观点。对他们来说，自己居住的这个小小圆球就是宇宙的中心。创造它，就是为了给某一群人提供一个临时的家园。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非常简单，《创世记》的第一章中写得清清楚楚。
        要确定这些被上帝偏爱的人们来到地球已经有多久，这个问题就有点复杂了。各方面都有非常古老的证据，有埋在地下的城市，绝迹的巨兽，还有成为化石的植物。不过不要紧，这些都可以推翻，可以视而不见，可以矢口否认或者硬说它不存在。做完这些之后，要给时间的起点定下一个日期，就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了。
        这是一个静态的世界，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起，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止，而且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一个宗教派别的需要。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数学家、生物学家和化学家们的刨根问底的好奇心是没有容身之地的，因为他们只关心那些通用的原理，还总是在时间和空间的领域摆弄一些“永恒”、“无限”之类的概念。
        不错，那些科学家中有很多人抗议说，在内心深处他们是虔诚的基督信徒，但是真正的基督徒心里更清楚，一个人如果真心热爱并且献身于基督教，决不会知道那么多，决不会有那么多书。
        一本书就足够了。
        这本书就是《圣经》，它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逗点，每一个冒号和感叹号，都是在神的启示下写出的。
        如果有人告诉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人，有这样一本圣书，里面有一点晦涩难懂的民族史，有一些难辨真伪的爱情诗，有半疯半癫的先知们含混不清的预言，还有连篇累牍的恶言恶语，痛骂那些得罪了某位亚洲部落神的人，希腊人也许会觉得有些好笑。
        但是3世纪的野蛮人对“文字”却崇敬得五体投地，对他们来说，这是文明中最神秘的东西。就在这时，教会连续召开的几次公开会议把这本书推荐给他们，说这是一本没有错误、没有缺陷、没有疏漏的书。于是他们甘心情愿地接受了这本不同寻常的书，把它作为人类已经掌握和可能掌握的知识的总汇，而且加入了痛骂与迫害的行列，谁超出摩西和以赛亚划定的界限，做了蔑视天国的事情，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痛骂与迫害的对象。
        自古以来，甘愿为原则而死的人总是寥寥无几。
        但是有些人对知识的渴求总是无法压抑，一定要找机会发泄他们集聚日久的精力。结果，在求知与压制的矛盾冲突之下，长出了一株瘦弱的知识小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经院学派”。
        这要追溯到8世纪末，当时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的妻子贝尔莎生了一个儿子。和国王路易，指路易九世（1214~1270），法兰西国王（1226~1270年在位），被尊称为圣路易。1248年，路易九世觉得，作为教会之子的责任重于王位，于是离开他的王国进行了六年的冒险。他参加了十字军第四次东征。  1250年他的军队在埃及被打败，路易九世被俘，被迫交纳大笔赎金，后在巴勒斯坦滞留四年，1254年回到法国。1270年他参加另一次十字军远征，死于北非的突尼斯。比起来，这个孩子更有资格作为法兰西民族的圣主恩人。路易花掉了老百姓八十万土耳其金币的赎金，却给臣民们建立了一座宗教法庭，作为对他们忠诚的回报。
        这个孩子受洗时被取名为卡罗拉斯，在很多古代法律文书的末尾都能看到这个名字。签名有点笨拙，因为，这个查理从来就不擅长拼写。他幼年时曾学习法兰克语和拉丁语，但是当他再次拿起笔的时候，由于长年和俄罗斯人、摩尔人打仗，他的手已患了风湿病，最后不得不放弃了写字的努力，请了一位最好的书记员做他的秘书，为他做书写工作。
        他虽然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兵，五十年中只穿过两次“城市服装”（罗马贵族的外袍），但却真心实意地重视学习，把王宫变成了私立大学，让自己的孩子和官员的子女上学。
        闲暇时，这位皇帝总喜欢在众多名流的簇拥下到那里去。他非常尊重学术上的民主，放下架子，像平易近人的大卫兄弟那样，饶有兴趣地参加讨论，连地位最低的教授也可以反驳他。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看一看这些气氛融洽的对话所谈论的话题，自然会想起乡间辩论小组所列出的讨论提纲。
        至少可以说，他们非常天真。公元800年人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到1400年仍然不错。这不能怪中世纪的学者，他们的大脑无疑和20世纪的科学家们一样出色。假如给现代的化学家、医生以“充分的研究自由”，只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能超出1768年第一版《大英百科全书》中的化学、医学知识，他们能做什么？——在1768年，人们还根本不知道化学是什么东西，外科则跟屠宰差不多。这就是中世纪的学者们所面对的处境。
        其结果是，中世纪的科学家们有充足的脑力，但是实验的领域却非常有限。这就像把罗尔斯·罗伊斯发动机装在低档车的底盘上，一加速就会出问题。等他能够安全操纵，按照交通规则驾驶这个奇怪玩意儿的时候，已经有点滑稽可笑，费上半天力气也到不了什么地方。
        当然，那些最优秀的人对于不得不遵守的限速规定是无法忍受的。
        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试图摆脱教廷的耳目；他们写下宏篇巨著，试图证明与人们的看法相反的东西，用以暗示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
        他们摆出各种掩人耳目的假象：他们穿着奇装异服，在屋顶挂满鳄鱼，向人展示各种各样装着怪物的瓶子，把气味难闻的药草扔进火炉，为的是把别人赶得远远的，同时让人觉得他们是些无害的疯子，这样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话，而不必为自己的思想负太多责任。渐渐地他们形成了一套彻底的科学伪装，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很难断定他们的真实意思。
        几个世纪之后，新教对科学和文学的不宽容，与中世纪教会的所作所为非常类似，这里就不多谈了。
        那些改革者可以大声地谴责、诅咒，虽然心里痛快，却很少能把口头威胁变成反抗压迫的积极行动。
        罗马教廷则不然，它不仅有力量置敌于死地，而且从来不吝惜动用这种力量。
        喜欢抽象地思考宽容与专制的理论价值的人，也许会觉得这种差别无关紧要。
        但是对于那些不得不作出选择——是当众宣布放弃信仰，还是当众接受鞭笞——的可怜虫来说，这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倘若他们有时缺乏坚持己见的勇气，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启示录》中野兽名称组成的填字游戏上，我们也不必对他们过于苛责。
        倒退六百年，我也肯定不会写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