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号  员                【英】查尔斯·狄更斯

              “喂！下面的先生！”
        听见一个声音这样叫他时，他正站在信号亭门口，手里拿着短旗杆，小旗卷在上面。鉴于此处的地形，你以为他会断定声音来自何处？但他不是抬头看我站的地点——几乎就在他头上的悬崖顶部，而是转身往铁路线看去。他的这种举动十分奇特，尽管我怎么也说不出奇特在什么地方。我只知很奇特，足以引起我的注意。即便他置身于深沟，显得短小暗淡，而我高高在上，沐浴在晚霞的强光中，不得不用手遮住眼睛才能看清他。
        “喂！下面的先生！”
        他这才转身，抬起双眼，看见高处的我。
        “我可以从哪条路下来和你聊聊？”
        他望着我没有回答，我也看着下面的他，没有急于重复自己那个悠闲的问题。这时地面和空中隐隐震动，很快剧烈起来，一股气流猛冲而至，使我忽然后退，仿佛会把我拉下去。疾驰的列车喷出蒸汽，升到我所在的高处，再飘过去，从这块地方一掠而过。之后我又往下看，发现他已把刚才列车通过时挥舞的旗子卷好了。
        我再次问他。他似乎注视了我一会儿，然后用卷好的旗指着与我呈水平方向的某个地点，大约有两三百码距离。我对他大声说：“好吧！”就朝那里走去。我密切环顾周围，发现有一条崎岖的凿出的锯齿形小路通往下面，于是我顺路而下。
        路堑很深，也异常陡峭，是从一块冷湿的大石上刻下去的。我越往下走越泥泞不堪，因此觉得这条路很长，使我有时间捉摸他为我指路时显得勉强或不情愿的奇特神态。
        我往下走到小路很低处时又看见了他，发现他站在列车刚驶过的铁轨上，等我出现的身影。他左手放在下巴边，左肘靠在右手上，右手横放在胸前。这姿态既包含期待又不无戒备，我于是停了片刻，感到疑惑。
        我继续下去，来到与铁路同一平面的路上。向他靠近，发现他是一个皮肤深黄的人，黑胡须，浓眉毛。他所在的信号亭，处在我见过的最寂寞阴郁的地方。两边是齿状石墙，湿淋淋的，除一线天外什么也见不到。一边仅可见如此“大牢”弯曲地向前延伸；另一边视线较短，尽处可见暗淡红光，一个黑洞洞的隧道口更显阴沉——这个庞大的建筑显得粗野险恶，令人压抑。这里几乎不见阳光，有一股难闻的泥土气味，凛冽的寒风呼啸而过，使我不禁寒战，仿佛我已置身于世外。
        他没来得及移动，我已和他近在咫尺。他仍目不转睛地盯着我，退后一步，抬起一只手。
        这可是一个寂寞冷清的岗位（我是这样认为的），当我从上往下看时便注意到了它。来人通常是稀客，我想，但我希望并非不受欢迎吧！在他身上，我仅见到一个长年被囿于小天地的人，现在终获自由，对这些不平凡的工作产生了新的兴趣。为此我同他说话，但对自己的言语大无把握，因除不喜欢开口外，此人身上有某种东西令我生畏。
        他非常古怪地看一眼隧道口的红灯，以及它周围一切，好像失掉了什么，然后看着我。
        那灯光是他看管的一部分？不是？
        他低声回答：“你不知道是吗？”
        我仔细看着他那凝视的眼睛和阴沉的面容时，忽生可怕念头，认为他不是人而是幽灵。我由此想到是否他的脑子出了问题。
        我也跟着退后一步，但发现他眼中潜藏着某种对我的恐惧，使我可怕的念头顿然消失。
        “你看着我，”我说，强装笑容，“好像怕我的样子。”
        “我怀疑，”他回答，“是不是见过你。”
        “在哪儿？”
        他指着刚才看过的红灯。
        “那儿？”我说。
        他仍注视我，回答说（但听不见）“对”。
        “好伙计，我去那儿干什么？不过即使可能，我也根本没去过，你可以肯定。”
        “我想是的。”他回答：“不错，我可以肯定。”
        他的举止像我的一样不再含糊，他乐意回答我的话，而且用词恰当。他这儿的工作不轻啊，是的，就是说他的责任不小。不过他需要的是准确谨慎，至于实际工作——体力劳动——几乎没有。改变一下信号，调整那些灯光，不时转动那铁柄，便是所有的体力活。我似乎经常度过漫长而孤独的时刻，有鉴于此，他只能说自己的日常生活已形成这种方式，而他已习以为常。他在这里自学了一种语言——一听就知，对其发音已形成自己不成熟的想法，那么可谓他已学会。他还学过分数和小数，学了一点儿代数，但无论小时候还是现在，他都很不善于计算。难道他值班时，有必要总待在那潮湿的凹槽里，从不爬过高高的石墙到阳光中去？唉，这都要依不同的时间和情况而定。在某些条件下铁路上的列车会少些，白天和夜晚的某些时刻也同样如此。遇到天气晴朗时，他的确也找机会从这低矮的阴影中爬上去一点儿。不过他随时听从电铃的召唤，而此时更是怀  着成倍的担忧等着它的响声，所以他一时的调剂并不像我想的那样轻松。
        他把我领进信号亭  ，里面有一堆炉火，一张放工作簿的桌子——他得在上面作些记载，一台有转盘、机面和指针的发报机，以及他说的那个小铃。他说自己受过良好教育，也许还应该有更高的职位。见我相信他有其理由（我希望自己的话没冒犯他），他又说这方面很多人都有略不协调的情况。他听说在济贫院、警察局甚至在殊死搏斗的军队里，也是如此。他知道在任何庞大的铁路员工中，或多或少也有这种情况。他年轻时曾是学自然学的学生，参加过演讲（如果我坐在那间小屋里能相信的话——但事实上他几乎不可能）。后来他变野了，没有把握住机会，衰败下去，从此一蹶不振。他对此毫无怨言，事情是他犯下的，后果必须自负，若要再作努力则为时已晚。
        他心平气和地讲述了我所概括的一切，从火堆那边向我发出端庄而又阴郁的问候。他不时说一声“先生”，尤其是提到自己年轻时，好像让我明白他别无他望，只求我接受他的这种状况。他几次被小铃声打断，不得不读出信息，予以回复。一次，他必须站在门外，当列车通过时展开小旗，同司机交流了几句。我发现他执行任务时相当精确机警，会突然停止讲话，直到任务完成。
        简而言之，我认为让此人干这样的工作再安全不过，只是他同我说话时两次突然停下，面如死灰，转向那并没响的小铃，打开小屋门（关上是为了挡住有害的潮气），望着隧道口旁的红灯。两次他回到炉火旁时，都带着那种我说过的难言的神态，因为我们隔得很远，所以我对其无法说明。
        我起身离开他，说：“你几乎让我认为我见到了一个心满意足的人。”
        （恐怕我得承认，我这样说是为了引他说话。）
        “我想过去是这样的，”他用第一次说话时的那种低微声音回答，“可现在有了麻烦，先生，现在有了麻烦。”
        如可能他是会收回这些话的，但既已说出我便赶紧接上。
        “为什么？有什么麻烦？”
        “很难说，先生，非常非常难说。如果你下次再来，我会告诉你的。”
        “我确实想再来拜访你。嗨，什么时候？”
        “我明天下早班，晚上十点钟又上班，先生。”
        “那我11点钟来。”
        他向我表示谢意，同我一起来到门口。“我会亮白灯，先生，”他用特有的低微声音说，“直到你找到路过来。那时你可别叫喊！你在顶上时，一定不要叫喊！”
        他的举止，似乎使我感到这地方更加寒冷，但我只说了一句“很好”。
        “你明晚下来的时候不要叫喊！咱们分手时我再问你一下，今晚你为什么要喊‘喂，下面的先生’？”
        “天知道，”我说，“我大概是那样——”
        “不是大概，先生。就是这些话，我记得很清楚。”
        “就算是吧。我一定是说了的，因为我看见你在下面。”
        “没有别的什么原因吗？”
        “还会有什么原因呢？”
        “你一点儿也不觉得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使你如此吗？”
        “不觉得。”
        他祝我晚安，举起灯。我沿铁路边下行方向走着，产生一种列车从后面开过来的很不愉快的感觉，直至找到小路。上去比下来更容易些，我顺利回到了旅店。
        我准时赴约，当次日晚远处的钟声敲响11点钟时，我正好踏上那条齿形路的第一个槽口。他亮着白灯，正在下面等我。“我没叫喊，”待我们很近时我说，“现在可以说了吗？”“当然可以，先生。”“那么晚上好。”“晚上好，先生。”我们互相伸出手，并肩来到信号亭，走进去把门关上，在炉火旁坐下。
        “我已决定，先生，”我们一坐下他就俯过身说道，声音只比耳语略高一点儿，“不让你再问我有什么麻烦。昨晚我把你误当做了别人，麻烦就是这个。”
        “哪个错误？”
        “不。是另一个人。”
        “谁？”
        “不知道。”
        “像我吗？”
        “不知道。我根本没看见他的面容。他左臂挡住脸，右臂在挥舞，挥舞得很剧烈。是这样。”
        我盯住他的动作，那是在满怀激情地狠狠地打着手势，表示：“看在上帝份上，快让开！”
        “一个月光明亮的晚上，”他说，“我正坐在这儿，突然听到一声叫喊：‘喂！下面的先生！’我立即站起身，从门口看出去，发现有人站在隧道旁的红灯附近，像我刚才那样挥手。那声音好像在嘶哑地喊：当心！当心！然后又叫道：‘喂！下面的先生！当心！’我抓起灯，把它转成红色，向那人影跑去，一边叫道：‘怎么啦？发生什么事啦？在哪里？’它就站在黑洞洞的隧道外面。我离它非常近，奇怪它为什么总是用袖子挡住眼睛。我直接冲上去，伸出手把它袖子拉开，这时它忽然不见了。”
        “钻进隧道去了？”我问。
        “没有。我往里面跑了500码远，停下来，把灯举过头顶，看见测定距离的数字，和潮湿的斑迹暗暗地流过墙体，水从拱顶渗出。我比进来时更快地跑出去（因为我对这地方满怀憎恶），用自己的红灯照看着隧道红灯周围，爬上铁梯来到它顶部的跳台，然后下来，跑回这儿。我向上下行方向发了电报：‘收到警报。出什么事了吗？’两边都回复说‘很好’。”
        他用冰冷的手指慢慢地碰一下我的背脊，我极力忍受着，告诉他那人影一定是虚假的幻觉，这样的人影会因主观眼功能的敏感神经发病而致。众所周知它们常常困扰着病人，有的病人明白为何苦恼，甚至自作试验证实。“至于那个虚假的叫喊，”我说，“在我们这样低声说话时，只需听一下这奇异的山谷里的风声，和它在电报线上疯狂刮出的竖琴般的声音就明白了。”
        我们坐着倾听片刻，他回答说我的话都很对，他应该对风和线路有所了解——因经常独自一人在这儿观察，度过漫长的冬夜。可是他恳求说自己的话还没完呢。
        我请他原谅，他碰碰我胳膊，慢慢补充道：
        “那幻影出现后不到六小时，这条铁路线上便发生了难忘的事，不到十个小时，死者和伤者就从隧道里被抬到那人影站的地方。”
        我浑身发抖，感到厌恶，但极力克制。我回答说不可否认这是一个明显的巧合，试图引起他的注意。毫无疑问，明显的巧合时常发生，在对待如此问题时必须予以考虑。“尽管我固然得承认，”我补充道（因我认为自己看见他要对此表示异议），“有常识的人在对生活作一般分析时，是不允许太多巧合的。”
        他再次恳求说他的话还没完。
        我也再次求他原谅我打断了他。
        “这事，”他说，又把手放到我胳膊上，用深陷的眼睛往肩后一瞥，“不过是一年前的事。六七个月后，我才从意外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一天早上天刚亮，我站在门口向那红灯看去，又发现了幽灵。”他停下，直盯住我。
        “它叫喊了吗？”
        “没有，很平静。”
        “挥手了吗？”
        “没有。它紧靠光柱，双手放在脸前，像这样。”
        我再次看着他的举动。那是表示哀悼的动作，我在坟墓的石像上见过这种姿势。
        “你过去了吗？”
        “我进屋坐下，部分原因是要集中思想，部分原因是感到发晕。我又来到门口时，天已发亮，幽灵不见了。”
        “可后来什么事也没有？什么事也没发生？”
        他用食指碰我胳膊两三次，每次都恐怖地点一下头：
        “就在那天，一辆列车从隧道驶出时，我注意到一节客车厢里好像有不少的手和头绞在一起，什么东西挥着。我看见后及时向司机发出停车信号。他关掉发动机，立即刹车，但列车仍冲出150码或更远。我跟着跑去，听见可怕的尖叫。一位美丽的小姐在一节车厢里送命，被抬到这儿，就放在你我之间的地板上。”
        我不情愿地把椅子往后退一点儿，看着他所指的地面。“是这样的，先生，是这样的。事情完全像我告诉你的这样。”
        我真不知说什么好，觉得口干舌燥。接着只听见风和电线发出长长的悲号。
        他继续说道：“瞧，先生，注意这个，看我是怎样困惑不安的。一周前幽灵又来了，从此它便时时出现。”
        “在红灯处？”
        “在‘危险灯’处。”
        “它看来要干什么？”
        他重复一次先前的手势，也许更凶猛剧烈：“看在上帝份上，快走开！”
        他又继续说：“它使我不得安宁，极度痛苦地叫我，一叫就是好几分钟：‘下面的先生！当心！当心！’它站着向我挥手，弄响我的小铃……”
        我抓住这句话问：“昨晚我在这儿时，它也弄响了你的铃，然后你走到门口？”
        “弄响了两次。”
        “唉，瞧，”我说，“想像使你产生多么大的误解。我眼睛盯住铃，耳朵听着铃，如果我没死，它那时是绝没有响的。不，除了在车站与你联系的正常情况下，它任何其他时候都没响。”
        他摇着头，说：“我从没犯过那样的错误，先生，从没把幽灵与人的铃声混淆。幽灵发出的铃声震动得出奇，只有它才会这样，并且我也没说眼睛看得见铃子移动。我并不奇怪你没听见，不过我是听见了的。”
        “你往外看时，那幽灵好像在那儿？”
        “的确是在那儿。”
        “两次都在？”
        他断然重复：“两次都在。”
        “你现在和我一起去门口看看好吗？”
        他咬住下唇，似乎有些不愿意，但还是站起了身。我打开门，站在石梯上，而他站在门口。那儿是“危险灯”，那儿是阴郁的隧道口，那儿是路堑又高又湿的石墙，上面是星星。
        “看见幽灵没有？”我问，尤其注意他的面容。他两眼突起，极目张望，不过我仔细往那里看时也许和他差不多。
        “没有，”他回答，“它不在。”
        “是的。”我说。
        我们又走进屋，关上门，各自入座。我想着怎样抓住这个有利机会——如果算得上的话，可他突然以理所当然的态度说下去，十分自信，以致我们之间根本不存在论据的严肃问题，我发现自己处于最不利的境地。“现在你可以充分明白，先生，”他说，“使我烦恼不堪的问题在于：幽灵指的是什么。”
        我告诉他，我也不能肯定对此很明白。
        “它在警告什么？”他沉思着说，盯住炉火，时不时转向我。“有什么危险？在哪里？这条铁路什么地方会有危险？什么可怕的灾难将会发生？经过前面那两次后。这第三次是毫无疑问的了。它必然会死死地缠住我不放。我该怎么办呢？”
        他掏出手帕，擦去额头因发热而冒出的汗珠。
        “如果我往一方或两方发出‘危险’电报，又说不出理由，”他继续道，搓着两个手心，“我会遇到麻烦的，一点儿好处没有。他们会以为我疯了。事情会这样——电报：‘危险！当心！’回复：‘什么危险？哪里？’电报：‘不知道，不过看在上帝份上，当心！’于是他们会把我换掉，此外能做什么呢？”
        他那痛苦的心让人看着太可怜。这是一个勤勤恳恳的人在受着精神折磨，被难以理解的生活职责压抑得忍无可忍。
        “它第一次站在‘危险灯’下时，”他接着说，把黑头发往后拂去，两手在太阳穴上一次次擦着，万分苦恼，“为什么不告诉我哪儿会发生那事——如果一定要发生？为什么不告诉我怎样避免——如果能避免的话？它第二次来时藏着脸，为什么不告诉我‘她将送命，让她待在家里’？如果它那两次来，只为了告诉我它的警告不假，以便为第三次作准备，那为什么现在不明说，上帝保佑！我不过是这孤寂的站上一个贫穷的信号员！为什么不去找有声望、信得过且有权势的人？”
        看到他这副样子，我认识到为了这个可怜的人，也为了公众的安全，我现在必须让他镇静。因此，我把我们之间一切现实或非现实的问题撇开，对他说无论谁只要是一旦履行职责，都必须干好。他至少可聊以自慰，明白自己的职责，尽管不明白那些让人迷惑的幻影。我这样做，远比说服他放弃自己的念头有效。
        他镇静下来。夜越深，越要求他专注于工作，因此我凌晨两点钟离开了他。我提出在这里陪他一夜，但他拒绝了。
        我爬上小路时不只一次回望那盏红灯，我不喜欢它，假如让我在它下面睡觉，我也会睡不安稳的——这些我都无可隐瞒。我也不喜欢接连发生的那两次事故，一次是小姐送命，这也无可隐瞒。
        但我考虑得最多的是，既然我了解到是因他的疏漏而出的事，那么下一步该怎么行动呢？我已证实他是一个聪明机警、勤恳严格的人，可处于这样的心境，不知他能坚持多久。虽然职位次要，但责任重大。我会（比如）用自己的生命打赌，他能继续准确无误地履行职责吗？
        我若把他对我说的话告诉他公司里的上司，而不先与他坦诚相见，为他指一条适当的路，便不禁产生一种背叛的感觉。所以我最终决定陪他去看一位据说在当地非常高明的医生（同时又暂时为他保守秘密），照医生说的办。他告诉过我，次日晚他将换班，日出后一两小时下班，日落后不久又上班。我已约定按时到来。
        这是一个可爱的夜晚，我早早出去享受夜色美景。我穿过那深沟顶部附近的田野时，太阳尚未落下。我心想还可再走一小时，半小时往前半小时返回，那时就该去那个信号亭了。
        但我没走出去，而是先来到它顶部的边缘，机械地往下看——我就是在这儿第一次看见他的。我无法形容此时的恐惧，因为就在隧道口我看见一个人影用左袖挡住眼，右臂剧烈地挥舞着。
        这无名的恐惧不久便消失了，因为那的确是一个人，另外还有几个人站在不远，他似乎向他们做着刚才的姿势。“危险灯”没亮，靠着其柱子，人们用木头和帆布筑了一间低矮的小屋，我从没见过。它看来一点儿不比床大。
        我情不自禁地感到出事了，忽然产生一种自责，担心由于自己撇下那人，没让人去检查或纠正他的行为，而造成致命的伤害——我以最快的速度冲下路堑。
        “怎么了？”我问那些人。
        “今早上信号员送了命，先生。”
        “不是那个信号亭里的人吧？”
        “正是，先生。”
        “不是我认识的那位吧？”
        “如果你认识他，先生，就会知道。”这些人中一个代表回答，一本正经地脱帽致意，提起帆布一端：“他的面容相当平静。”
        “啊，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我问，当小屋又关闭时，我从一个人转向另一个人。
        “他是被一辆火车撞倒的，先生。全英国没有谁比他更懂得自己的工作，可不知怎么他没离开外轨。当时正是大白天，他点亮了灯，手里还提着灯。火车从隧道里开出来时，他背对着被撞倒在地。司机在那里，他正说着情况。告诉这位先生吧，汤姆。”
        司机身穿粗布黑衣，回到隧道口先前的地点。
        “我在隧道里绕过弯时，先生，”他说，“看见他在尽头，好像用望远镜看到他的。已来不及减速，并且我知道他非常小心。可他好像没听见汽笛声，所以火车冲过去时我就把汽笛关了，用最大的声音喊他。”
        “你是怎么说的？”
        “我说：‘下面的先生！当心！当心！看在上帝份上，让开！’”
        我大吃一惊。
        “啊！当时真可怕，先生。我一直不停地喊，用这只胳膊挡住眼睛以免看见，用另一只胳膊一直挥到最后，可一点儿用处也没有。”
        这是一次奇怪的事件，为了不把某一事件说得过长，我可以最后指出司机的警告是一种巧合——不仅是不幸的信号员向我重述的那些老缠绕他的话，而且是我自己——并非他——爱说的那些话，再有司机还做出了他模仿过的那种姿势（惟我自知）。
        （刘荣跃  译）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英国现实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主要作品有《匹克威克外传》、《美国札记》、《奥列弗·退斯特》、《老古玩店》、《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艰难时世》、《双诚记》、《远大前程》等。狄更斯的作品对资产阶级的贪婪、虚伪及其统治机构的腐败作了无情的揭露和谴责，对被压迫、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从《信号员》中可见一斑），对19世纪上半期的英国社会生活作了高度的艺术概括。他是塑造人物形象的能手，善于抓住人物特征，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