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作品音乐会                ［美国］薇拉·凯瑟

        一天早上，我收到一封信。信是用褪色的墨水写的，信纸上印着蓝格，很光滑，信封上打着内布拉斯加州一个小村庄的邮戳。这是我叔叔霍华德寄来的。它皱巴巴的，已经残破磨损，好像是在不大干净的衣兜里揣了好多天。叔叔告诉我说，某一位单身的亲戚给他妻子留下了一小笔遗产，因此她必须来波士顿办理有关的手续。他请我去车站接婶婶，给她一些必要的帮助。我查看了一下预定的到达日期，发现其实就是下一天。我叔叔总是这样拖到最后一刻才写信。结果呢，万一我碰巧出门一天的话，这事儿就全耽误了。
        提到乔治娅娜婶婶的名字，使我坠入了回忆的深渊。它那样广袤，那样幽深，以至当我放下信纸后，突然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变得生疏了，在自己熟悉的书房中竟感到心绪不宁、格格不入。一句话，我仿佛重又变成了婶婶所了解的那个生着冻疮、忸怩不安的削瘦的农家孩子，由于剥玉米皮两只手都绽开了口子，疼痛不堪。我仿佛重又坐在婶婶那架家用风琴前，用僵硬、通红的手指笨拙地摸弄着琴键，而她在我身边为剥玉米的人缝制帆布手套。
        次日早上，我通知了文房东准备招待客人，随后就前往车站。列车到达以后，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婶婶。她是最后一个下车的人，而且，似乎直到我把她带进马车之时，她根本没真正认出我来。她一路坐的是硬座车，亚麻风衣被煤烟熏得发黑，黑帽子上落满了灰尘。我们来到寄宿公寓后，房东太太当即安排她睡下了，直到第二天早晨我才又见到她。
        不管斯普林格太太见到我婶婶的模样可能有多么吃惊，她却很体贴厚道，丝毫没露声色。至于我自己，我望着婶婶那饱经风霜的身影，满怀敬爱之情，就像是望着那些在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以北地区冻掉了耳朵和手指、或在刚果河上游染疾受伤的探险家们一样。大约在六十年代后期什么时候，乔治娜娜婶婶在波士顿音乐院当过教师，在一年夏天她到青山地区参观她的祖先曾世代居住过的一个小村庄，引起了我叔叔霍华德·卡潘特的幼稚的迷恋。他那时正二十一岁，是个一无所能、游手好闲的小伙子。当乔治娅娜重返学校时，霍华德尾随她来到波士顿。这一昏头昏脑的狂热举动的后果就是使乔治娅娜跟他私奔了。为了逃避家里人的责难和朋友们的批评，他们来到内布拉斯加的边远地区。卡潘特当然没什么钱，于是他在红柳县领了一份宅地，离铁路五十英里。在那儿他们赶着马车穿越草原，在车轮上拴了条红手帕，记下车轮旋转的圈数，就这样自己动手丈量出了一份土地。他们在红土山坡上挖了个窑洞，那儿有好多这样的洞穴，居民们常常又返回到原始的生活条件中。他们从野牛饮水的小湖中取水，他们那点为数不多的储粮往往变成一群群流浪印第安人的囊中之物。三十年来，婶婶从未到过离家五十英里以外的地方。
        我童年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大都有赖于这个女人，我对她又敬又爱。在我给叔叔放牲口的那些年里，婶婶每天做完三顿饭——第一顿早上六点钟做好——并把六个孩子安顿上床睡了之后，常常在熨衣板前站到半夜，听我在旁边的厨桌前背拉丁文词尾变化，当我迷迷糊糊地把头垂到一页不规则动词上时，她就轻轻地把我摇醒。正是在这些缝缝补补、熨熨烫烫的时刻，我向她朗读了我接触的第一个莎士比亚剧本，而且，落到我那空空两手中的第一本书就是婶婶的旧神话课本。她在那架小小的家用风琴上教我认琴键、练习弹曲子。她曾有整整十五年根本没见任何乐器，后来她丈夫为她买了这架小风琴。当我和《快乐的农夫》搏斗时，她便坐在旁边织织补补，或是算算账。她很少跟我谈起音乐，我也明白其中的缘由。有一回我在她的音乐书中找到一份《优兰蒂》的旧乐谱，于是固执地在琴上敲打着，弹奏其中一些简单的片段，这时她向我走了过来，用手蒙住我的双眼，温柔地把我的头拉到她的肩上，颤抖地说：“克拉克，别那么入迷，要不，你也许会失去它的。”
        婶婶在到达波士顿后第二天早晨又露面了，不过她仍处于半梦游状态。她似乎没意识到她正置身于自己度过青年时代的那个城市中，尽管她半辈子都在如饥似渴地向往着这个地方。她一路上晕车晕得那么厉害，现在便什么都忘了，只记得那不舒服的旅行。而且，说到头来，从红柳县的农场到我在纽伯利街的书房，中间也只不过隔着几小时的像一场噩梦般的火车路程。我打算那天下午让她快活快活，以此来报答她曾让我度过的那些美妙的时光。那时我们俩常常一道在稻草铺顶的牛棚中挤奶，有时候，因为我比平常更累，或是她丈夫对我说话态度凶狠，她就会向我讲述她年轻时在巴黎看的《胡格诺教徒》的精彩演出。
        下午两点，交响乐团将演出瓦格纳的作品，我准备陪婶婶去听听。不过，在我们交谈的时候，我开始怀疑她能否欣赏这音乐会。我建议吃午饭前去看看者乐院及波士顿公园。但是，婶婶似乎十分惊恐，根本不敢出去冒险。她心不在焉地向我询问城市的种种变化，但主要使她关切的却是她忘记了吩咐家里人用半脱脂牛奶喂一头体弱的小牛。“你知道，克拉克，是老玛吉下的小牛。”她解释说，显然已经忘了我离家有多久了。此外，她还一时疏忽没告诉女儿赶紧吃掉地窖里新开封的一桶鲐鱼，弄不好这些鱼会臭掉，这也使她忧心忡忡。
        我问她听没听过瓦格纳的歌剧，得知她虽不曾听过，但却对它们都相当了解，而且一度得到过《飞行的荷兰人》的钢琴乐谱。我开始后悔自己提起音乐会的事儿，我想，没准儿最好还是别惊醒她，直接把她送回红柳县。
        然而，从我们进入音乐厅之时起，婶婶就不再那么消极、迟钝了。她似乎开始注意四周的环境，这还是头一遭。我有点惶惶不安，怕她会因自己那身怪里怪气的乡下服装而感到不自在，或是因为猛然步入了一个已经阔别二三十年之久的世界而苦恼难堪。不过，我又一次发现自己对婶婶的判断是何等的肤浅。她坐在那儿，目光冷冷的，毫不动情地四下张望着，恰似博物馆中拉美西斯的花岗石像看着底座边起伏涨落的水波和泡沫。我曾在漂流到丹佛市布朗恩旅馆的老淘金矿工身上看到这种冷漠超然的态度，他们兜里塞满了金子，布衣裳肮脏不堪，形容枯槁，头发蓬乱，站在人来人往的过道里，却如同在育空河畔冰冷的营地里一样孤独。
        日场音乐会的听众大部分是妇女。几乎没法辨清她们的面孔和形体。的确，一切线条都失去了效力，只看见无数的女背心色彩缤纷，各式各样的衣服——柔软的、结实的、光滑的、透明的等等——微光闪烁。红、紫红、粉、蓝、丁香紫、深紫、淡褐、玫瑰红、黄、乳白、白，总之，印象派画家在一片阳光明媚的风景中所能发现的一切色彩，这里是应有尽有。这儿那儿还时不时点缀着一块男大衣的灰暗阴影。婶婶瞧着她们，仿佛她们只不过是调色板上的一块块颜料。
        当乐师们出场各就各位以后，婶婶期待地动了动身子，带着愈来愈强烈的兴趣越过栏杆向下望去，注视着那编制分毫未变的乐队。也许，这是自她离开老玛吉和那头孱弱的小牛以来，映入她眼帘的头一桩完全熟悉的事物。我能体会到所有那些细节如何深深地刻入了她的灵魂，因为我还没有忘记当我初到这里时，它们曾怎样打动了我的心。在那之前，我在青葱的玉米垄间无休无止、无休无止地耕着地，就像在踏水车，从破晓踏到天黑，在周围也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变化。而这里，乐师们清晰的侧影、光洁的亚麻衫，暗黑的外衣，各种乐器亲切的形体，后排大提琴及低音提琴平滑光泽的琴身上一块块黄色的亮斑，琴颈和琴弓组成的一片随风摇动的不宁静的树林——我记得，我头一次听乐队演出时，觉得这些大幅度上下拉动的琴弓几乎把我的心都拖了出来，就像魔术师的棍子从帽子里拽出了成码成码的纸条一样。
        第一个节目是《汤霍塞》序曲，号声带出朝圣者合唱的第一个旋律时，乔治娅娜婶婶紧紧抓住了我的衣袖。这时我明白了，对她来说，这声音打破了三十年的沉寂。两个主旋律此起彼伏，伴随狂热的维纳斯堡主题曲及那如撕似裂的急促弦声，一种压倒一切的感受向我袭来，我意识到：我们消磨、荒废了生命，对此却无能为力。我又看见了草原上那没上漆的高高的房子，它像一座木头要塞那样黑暗阴沉；我又看见了自己学游泳的那个黑水塘，塘边到处布满晒干了的牛马蹄印；看到那裸露的木房四周的泥土围墙，雨水在上边冲出一道道小沟；还有那四棵低矮的种树，厨房前的树上老是晾着洗碟布。在那里，世界是古人那个平面的世界，东边是一望无际的玉米地，西边是一直伸向落日的牲畜栅栏。从东到西，在整个视野之内，便是这一块和平的征服地，它比战争的战利品更得之不易。
        序曲结束了。婶婶放开了我的衣袖，但没说话。她坐在那儿，发呆地盯着乐队。她究竟从中得到了什么？我暗自忖度。想当年她是个不错的钢琴家，她在音乐方面受过的教育比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的绝大多数音乐教师要好。她多次对我讲起莫扎特和迈尔比尔的歌剧，我记得好多年以前她还唱过威尔地的一些曲子。我在她家里，每逢我生病发烧，傍晚时她常常坐在我的小床边。凉爽的晚风透过窗上钉的褪了色的蚊帐布吹进来，我躺着，凝望着玉米地上方一颗红红的、明亮的星星，她便唱起“让我们复返故乡吧，回到那群山环抱的家园！”唱得令我这个原本就十分想家的佛蒙特州孩子心都要碎了。
        演奏《特利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时，我留心观察乔治姬娜婶婶，想猜出对她来说琴弦和空气沸腾般的骚动意味着什么，却一无所获。她坐着，默默无声地凝视着，一根根琴弓倾斜向下拉去，宛如夏日阵雨大作时道道急冲而下的雨丝。这乐声给她带去了什么信息呢？自她离开后，它的魔力激动了这个世界，但她是否还有足够的能力哪怕多少理解它呢？我急于想知道这些，但婶婶却沉默地坐在达里安的峰巅。在演奏《飞行的荷兰人》中的一段乐曲时，她一直这样一动不动，但她的手指却在黑衣服上机械地移来移去，仿佛它们在回想曾经弹奏过的钢琴键盘。这双可怜的手呵！为了举举拿拿，捏捏揉揉，它们不断地伸开、拳起，如今变得几乎像动物的爪子似的；其中一个手指上套着个薄薄的、磨损了的小环，它曾经是一只结婚戒指。我轻轻地压住婶婶那只摸摸索索的手，使它慢慢安静下来。这时我想起了在那些逝去了的日子里这双手为我做的许许多多的事，我的睫毛颤抖了。
        男高音开始唱“名曲”之后不久，我听到一声急促的抽泣声，便转向乔治娅娜婶婶。她两眼闭着，泪水在面颊上闪闪发光，我不禁觉得，再过一会儿，我也会热泪盈眶了。这么说，那个如此创巨痛深而又无止无境地忍受苦难的灵魂并不曾真的死去。只不过从表面看它枯萎了，像某种奇特的苔藓，它可以在满是尘埃的岩石上呆上半个世纪，但是一旦把它放回水中，它就立刻又变得绿茵茵的了。在这首歌的演唱过程中婶婶一直这样哭着。
        音乐会第二部分开始前有一段休息，我问了问婶婶，发现她并非初次听“名曲”。若干年以前有一位流浪牧牛人来到他们在红柳县的那个农场，他是个年轻的德国人，小时候曾和其他农家孩子们一道在拜罗伊特合唱团呆过。逢到星期天早晨婶婶正在厨房干活儿的时候，他总是在正对厨房的雇工房里，坐在铺着花格单子的床上，一边擦皮靴和马鞍，一边唱“名曲”。后来婶婶磨了他很久，终于说服他加入了当地教会。尽管就我所听到的，他惟一适合的条件只不过在于他有一副孩子气的面孔并且会唱这支神圣的歌曲。不久后，有一次他在七月四日进了城，一连几天喝得酩酊大醉，在赌桌上输光了钱，又打赌去骑一头配上鞍子的得克萨斯小公牛，最后带着摔断的锁骨销声匿迹了。婶婶声音沙哑、精神恍惚地向我述说这一切，仿佛她是在病中的虚弱时刻里说话似的。
        “不管怎样，我们总算是碰上了比老一套《行吟诗人》更高明的东西，是吧，乔吉婶婶？”我问道，出于好心，想尽量使气氛快活一点。
        她的嘴唇抖动了。她匆匆用手绢捂住嘴，喃喃的话语声从手绢后传出：“你离开我以后一直在听这些，克拉克？”这问话是最温柔、最悲哀的责难。
        第二部分节目是《指环》中的四段音乐，结尾是西格弗里德葬礼进行曲。婶婶安静地哭着，几乎不曾间断，就像在暴雨中水从一只浅浅的容器中溢出来。她不时抬起朦胧的泪眼看看灯，它们在黯淡的玻璃罩后放射着柔和的光芒。
        音乐的洪流不断倾泻而来；我不知道婶婶在这闪光的激流中发现了什么，不知它究竟把她带了多远，经过了哪些幸福的岛屿。据她那颤抖的面孔来看，我相信最后一曲开始时她已被带进了海洋——那万坟聚集的地方，那灰色的无名的墓地；或是到了什么更广阔的死亡的世界，在那里，从开天辟地之时起，希望伴着希望，梦想伴着梦想，弃绝了尘世，一道躺下悄然睡去。
        音乐会结束了，人们鱼贯走出大厅，谈笑风生，很高兴放松一下精神，重新回到日常生活中来。但我婶婶却不肯起身。竖琴师用绿色毡套罩上他的乐器；长笛手甩去吹口中的水分；乐队的人也都一个一个离去了，舞台上只剩下椅子和乐谱架，像冬天的玉米地一样空荡荡的。
        我劝婶婶动身，她一下子哭了，抽噎地恳求着：“我不想走，克拉克，我不想走呀！”
我懂得，对她来说，音乐厅外就是另一个世界：那污黑的池塘，四围的陡岸上遍布牛马踪迹；那像塔一样光秃秃的没上漆的高高的木房，由于日晒雨淋，板壁已经凸翘不平；那些弯弯扭扭的小样树上晾着洗碟布；还有那些正换毛的瘦火鸡在厨房门前的垃圾堆里啄来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