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我对那姑娘说，“我不太喜欢这种份饭。你还有别样的——干一点的吗？”
        “干的？”她吃惊地嚷嚷，“你疯啦？这就是法定的让开车的人吃的东西。”
        “边开车边吃吗？”我大为惊讶。“噢，那么——不能在这儿吃吗？”
        “当然不能，先生，这儿没地方。你吃饭的时候，把车放在哪儿呢？请继续绕行吧；你后边还有人等着呐。”
        于是我继续把车开回环形路。我正要吃完甜食，半小时的铃又响了。我把塑料四联瓶一扔，趁后面的车没超越我以前，抢先挤进了永恒大道。我设法在半小时的铃再响之前四秒钟，赶到了标示着“市中心”的路口，因而避免了我前面的车把我撵回去的危险。
        按照我的导游册和地图，从那个地点往左拐，我就应该走上那条通向市中心正中的街。可是，一块富丽堂皇、闪闪发光的圆牌，恰恰标明禁止从这儿往左拐。不要问我为什么——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是专为疏散市中心交通而设的许多规章之一。尽管我一百个不愿意，我现在不得不向右转。
        就在这当口，我迷失了方向。
        我相信，这全是故意安排的局面。因为，在这一带约两公里的地域内，路牌越来越多，这地方简直成了一座路牌的森林。要是我打算向右转，一块牌子命令我向左转。街道两边，我瞅见那些穿蓝制服的人在探头探脑地侦视，准备随时跳将出来。
        绕了那么多弯，我的脑袋似乎已不再牢牢固定在肩膀上；我试着要找一条通往什么地方的路，可是完完全全迷失了方向。我试着寻找一些街道的名称，好知道我究竟在哪儿，可是路牌总是藏在开车的人望不见的地方……或者，干脆没有路牌。我试着靠猜测来找路，可是结果越弄越糊涂。我意识到，我已经无可救药地离目的地越来越远，我感到完全无能为力，真是苦恼万分。最后，我试了试靠太阳来认路，可是我一直是个城里人，从来没学会辨认大自然。再说，置身于这样高大的建筑物当中，谁又能靠太阳来认路呢？
        我沿着约摸40公里长的神出鬼没的折腾人的交通牌，想必转了两个来钟头，最后我想我终于认清了路。我前面是一个指向左边的箭头，上书：快速环形路。
        我像个快淹死的人抓住一块虫蛀空了的木板一样，攫住了这个机会。现在，路的两边都有箭头，路标系统十分完善了。完善得过分了——我早该意识到这一点的。我只能怪自己了。
        我很快就转进了一条公路的入口。路标现在变了，标明这是高速公路X-332：快速环形路：最低行车时速：150公里，第一个出口在320公里以外。
        我打算逃出那个可恶的陷阱，可是太晚了：根本没有出去的可能……我已经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了。
        我发誓我根本不想上那儿去……我对上帝和所有的圣徒发誓，可是在那入口处没有苜蓿式交叉路口，没有岔道，什么都没有。他们不给你任何逃脱的机会。只有一条路——高速公路。
        我继续朝前走——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我知道我的脸色一定苍白得跟死人一样。我想着前面那320公里的路程。老天爷，我让自己掉进了多么倒霉的境地啊！每过5公里，就有一块路标提醒我：最低行车时速：150公里。哪辆车犯规，电动摄影机就会记录下来。我脚踩着油门，啜泣起来。
        大约往前走了50公里，我来到一个休息区，设有停车场、服务站，还有一处售饭柜台。5公里以前有一块路标预告这个地方，并且有一条专门的岔道通这里。我把车开进来，似乎它是我惟一得救的机会。
        停车场上有遮阳设备，这天天气闷得要憋死人，这地方真是个天赐福音。那儿出售可供带走的包装好的食品，也出售就地吃的食品，还有些精美的小吃。我仿佛看见一些固体状态的能吃的东西，认出那是食品。我肚里咕咕叫了。我要了一客大块面包夹着大量肉的汉堡包，外加一公升啤酒。我靠在柜台上，满心感激地舒了一口气。
        “喂！”我向侍者说，“我怎样才能回到那座鬼城去？”
        他脸上浮现出你所能盼望的最好的职业性微笑。
        “噢，你也给他们撵出来了，嗯？”
        我难过地点点头。
        “这是一个新的维持市内秩序、疏散市中心的计划。”他说，仿佛这话能给我什么安慰似的。“眼下，他们还只是试验性地从城的入口处到市中心建立这样的体系……这是心理学家们设计的一套路标的迷阵，迷阵的尽头是一条长长的快速公路，直通城外。由于这个方案实行得颇有成效，现在他们打算把这个体系推广到别的城区去。”
        我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说实在的，我觉得我不宜发表意见。
        “你知道，这些日子，那些汽车已经成了一场不折不扣的噩梦！”那人接着说。“我倒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你想吧，要是他们通过科学方法把一个开车的弄糊涂，想法把他很快地引出城去，送到三、四百公里以外的地方，那么，这些开车的八成就不会再想进城，就会一去不回头了。事情果真是这样。他们作了个调查，证明像这样用高速公路引出城去的汽车，回来的只有18％。”
        “不错，可这些迷阵只能糊弄外来人，”我试探地说，“不管它怎么复杂，它糊弄不了本地人，他们早晚会弄清它那些拐弯抹角的路线的。”
        “你想得倒美！”他笑了。“他们每过两周变换一次迷阵的布局。”
        我颓丧地垂下了头。我闷不作声地吃着汉堡包，喝着啤酒，心想，这世道真腐朽透顶了！只有当我的肚子得到满足以后，我才重新打起精神。我咬了咬牙，挺起胸脯。我什么都能容忍，就是不能容忍受骗上当。
        “我一定要回去。”我说，仿佛宣布一个决定命运的判决。
        他无动于衷地耸耸肩。“随你的便！”他说，“要是你愿意再去撞撞，那就去吧。”他把手插进衣袋，摸出一张卡片。“你经过高速公路的另一边回来时，建议你到这个停车场……那儿和我这儿是在同一高度上，叫做乔·比斯科商店。他供应快速晚餐，味道不错。把这拿去吧，要是你递给他这张卡片，他会给你大大地打个折扣。他是我的一个亲戚，你瞧。”
        我接过卡片，翻过来看了看。“你是说晚餐吗？”我问。
        “对！我合计，要是你开得快的话，等你返回来的时候，该是吃晚饭的时候了。他很晚才关门，你知道。”
        我什么也不知道，可我肚里那个汉堡包却变得像块石头一样硬。
        就这样，我返回来了，尽管我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厉声嘶叫，要我千万别当傻瓜，我还是回来了。我把车开到乔·比斯科商店时，那儿刚要关门，可是他们还是放我进去了。我一心想顺顺利利地开车，可是有种胜过我的力量阻止我做到这一点。我感到虚弱无力，两臂和右腿剧痛。我需要休息。
        我在那儿一边嚼着一块有如橡皮的牛排——它很让我忙乎了一阵子——一边仔细思量我的问题。我必须到市中心去，非去不可。预约的接头时间已经过了，可是我想，我爽约的理由是够充分的。在宇都这样一座城市，像我这样一种延误，应该是可以得到谅解的。
        可是问题是怎样到达那个地方。久久思考以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要等到早晨再继续上路，那太冒险了。因此，我决定，最好立即动身。我估计，在夜间，或者应该说在凌晨，我到达那里，行动会方便一些。我准能在我的目的地附近找到一个停车处，说不定还能睡上一觉。我车上有可以放倒的椅背。等到早晨，虽然我拿不出一副像样的仪表，胡子没刮，衣冠不整，可我起码到了那儿。
        这，居然让我办到了……
        我说我办到了，现在回想起来还不免寒心。事实上，我是大破其财才办到的。你不要以为到达宇都的中心那么容易，即便在黎明时分。据我了解，所有的重要企业之所以越来越多地把它们的对外联络部门和情报部门迁到宇都的郊区，设在高速公路入口附近雨后春笋般新建的街区里，而只把财务部门留在市中心，原因就在于此。因为，谁都知道，只有那些当权势力才能按老规矩留在他们的针插不进的蜗牛壳里。可是我却钻了进去，尽管我钻进去之前，不得不以惊人的高价两度灌满我的油箱。
        然后，我着手找寻一个处所，一个角落。不消多久，我就明白了，这里情况和在旅馆那儿一样，而且更严重；因为这里绝对地、断然地、不容变通地禁止（除了极稀有的情况外）在任何地方停车。到凌晨一点时，我开始真的发愁了。两点时，我神经变得极度紧张。三点时，我要发狂了。
        于是我决定把车随便停在一个什么地方，一个角落里。要是我呆在车里不出来，他们总不能把我怎么样，不能罚我款，也许我还能想法打个盹儿。我的眼皮越来越涩，几乎粘上了。我把车开到一个似乎相当隐蔽的处所，放倒椅背，闭上眼睛。
        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只有几秒钟，我听到窗玻璃上有持续不断的敲击声。
        “这样是该罚款的！”那人威胁地说。
        他穿着那身典型的蓝制服。我迷迷糊糊地眨巴着眼睛，看了看我的表——从我在坐位上躺下以后，过了三十秒钟。
        “很抱歉，”我咕噜着说，“我简直累垮了。”
        “我也很抱歉，先生。我也累垮了！要不停地盯住那些自以为比别人聪明、想无耻地糊弄我的人，你知道这个活儿多么累人吗？不容易呀，先生。”
        他看了一眼我车子的执照号码。
        “你是外地来的，是不？”他说，“只凭这一点，我不罚你。你可别再犯。下次你不会这样走运了。”
        “听我说！”我指着那幢我必须在早晨进去的建筑物（本来头天晚上八点钟我就该进去的），恳求道，我非上那儿去不可。我得在这儿等到早晨。”我又看了看表。“哼，现在已经是早晨了！”我发现自己在糊里糊涂地嘟哝些什么“可现在昨天已经是今天”之类的胡话。“听我说，”我再一次试着求情，“明天我要雇一个驾驶盘员替我看车，我进那座楼里去，解决我的问题——就是为这个我才来的，然后我一准离开这个鬼地方，颠儿啦。我回我那个可爱的城市去，在我们那儿，起码一个人能找到停车的地方。”
        他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黄牙。“你用不着跟我说这些个，”他忧郁地嘟哝着，“不过既然你有困难，我可以通融一下，条件是你得在天亮之前，在夜里，先雇上一个驾驶盘员。你不能在你的车里，坐在这个位子上睡觉，先生。如果你坐在驾驶盘前面，你就得睁着眼——醒着！”
        我叹了一口气。
        “哎，那好吧，我这就去找一个驾驶盘员替我呆在这儿醒着，如果你要的就是这样。”
        “你不用去找，先生，”他说，脸色显得柔和些了。他把两根手指伸进嘴里，打了一声唿哨，响得震人耳膜。转眼间，一个小伙子出现在我跟前，忙不迭地出示他的同业公会卡。那警察说：“眼下就有一个。对他你尽管放心好了，先生。他是我的儿子。”
        我让出驾驶座，挪到旁边的座位上，舒舒服服地躺下。
        那孩子注视了我一会儿，说：“好好睡吧，先生。我会替你照料好一切的。”
        而他干什么呢？他只不过放倒他的椅背，挨着我睡下了。
        到早晨，我把车交给那个睡眼蒙眬的孩子去照管，九点整，走进事务所。我意识到自己仪容十分不整洁，可是很快我就发觉在我周围，在那座楼里各个办公室和过厅里来来去去的人，大多数都显得和我一样狼狈。我往一面镜子里迅速睃了一眼。咳……也许我们遇到的问题都差不多吧。
        不过，我现在当务之急是抓紧时间一劳永逸地办完我的事。我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回到我自己的家，我自己的城市，回到那个安宁的天地。于是我坚定果敢地迈开大步走进办公室。一个女秘书站起来，迎上来招呼我。
        “什么事，先生？”
        “我必须跟冈萨雷斯先生谈谈。”我说，递给她那张卡片。
        “冈萨雷斯先生不在，先生，”她说得很快。“你和他预约过没有？”
        我指着卡片。“昨天晚上八点钟。”
        “昨天那个时候他也不在，先生。他是昨天上午出门的，到现在还没回来。我们猜他大概陷在那儿了。”
        “陷在那儿？”
        “对”
        我不明白她的话。想必我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她一眼就看出我不是宇都人。她解释说：
        “这种事不希罕，先生。特别是当你不能不到什么地方去，可又只能乘小汽车去。”
        我领悟地点点头，“那么，你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嗯……”她沉吟了一会。然后她做了个手势要我等着，走到那架红色的内部联系电话跟前，拨了一个号码。她简短地说了几句话，挂上了电话。
        “请过来，”她向我招招手。她领我到一幅占一面墙的全城大地图跟前，指着一个点。“我刚刚知道，他此刻是在这儿。”她说。
        “他在那儿的一个办事处吗？在开会吗？”
        “不，先生。他在他的车里，正设法往回走哩。”
        他仔细审视了地图。那个地点的位置确实离市中心很远。
        “你刚才是跟他通话吗？”
        “是的。你瞧，凡是经常需要用小汽车的人，像冈萨雷斯先生那样，他们的车上都装有特别的电话机，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时知道他们在哪儿，随时去搭救他们。遇到紧急情况，要随时找到一个人，这是惟一的办法。”
        “等他回来，要很长时间吗？”
        她做了个模棱两可的姿势。
        “从昨天中午起，他就试着往回走了。他说他们变换了那些鬼把戏迷阵，把他弄到350公里以外去了。这是他们最新设计的迷阵，刚刚实行的，明白吗？他差不多花了一整夜才进得城来。”
        “可是他现在离得比较近了。”她望着地图说。
        她瞅着我，咧开嘴笑了，好像我是一个刚刚尿了裤子的小娃娃似的。
        “别忘了，今儿是财务接洽日。”她提醒说。
        “那——？”
        “那就是说，成千上万的人都要在同一个钟点到市中心来。交通阻塞的现象通常要持续到天亮。”
        我觉得脸色煞白了。事情越来越糟。
        “那么，没有办法了吗？”
        “当然有办法，”她明朗地说，“经验总是有价值的，对不对？他刚才告诉我，既然他回不来，你为什么不可以试一试到他那儿去？”她指出地图上的一个地点，“等你到了那边，他就会在S—33号环形路等你。”
        “可是我再也到不了那儿。”
        她似乎理解我的困难所在。
        “不错，你当然到不了那儿，尽管去总比来容易得多。”她说，“不过环形路上的驾驶盘员都是些行家，他们能很快地把车开到那些地方去。当然，他们要价相当高，不过，如果你确实想去见冈萨雷斯先生……”
        是啊，我当然想去见他。几分钟后，一个年轻人来到我身边，他长着一副运动员的体型，还有那么一股冲劲。他向我出示同业公会卡以后，头一句就问我，你的车属于哪种型号。我告诉了他，他皱了皱眉头，说：要赛车，这可算不得好车。于是，我向女秘书告别并且道谢，同他径直来到街上。
        替我看车的那个驾驶盘员小伙子一见他的对手，就紧皱眉头，一边走开，一边打牙缝里嘟囔着，“告诉我爹去。”我没理他。新来的驾驶员坐在驾驶盘前，满有经验地转动着它，发动汽车，加速马达，倾听它的声音，然后耸耸肩膀。
        “扶好了，大哥！”他说，把车开走。
        这段旅程其实不长，可我觉得它似乎没有尽头，因为那一阵子我等于熬过了20年的驾车生涯。那家伙想必是个什么自杀俱乐部的成员；他贴着别的车飞驰而过，他以“神风机”的速度夺路抢行，弄得我猛然间头上生出了一大丛白发。不过他竟做到了不可能做到的事：在难以置信的短时间内把我送到了S—33号路。我们到达目的地时，他查看了里程计，再看看表，咕哝说：
        “比我的市内记录少30秒钟。就凭这么个车，不赖。合1200信用证，先生。”
        我一声不吭，如数付了款。因为一个人能够这样玩命地开车，想必还能干出更凶恶的事来。我继续开着车去找冈萨雷斯。
        找到他并不太难，他已经在他的车顶上插了一块牌子，上面用显眼的字母写着：我是冈萨雷斯。现在我才恍然大悟，明白了我原先在宇都其他车上看到的一桩怪事：许多汽车顶上都插着这样一种牌子。既然两个人没法在别的地方会面，他们除了开着车在街上互相寻找外，还有什么更稳当更快的办法呢？
        我们并排开着车。我作了自我介绍，我们象征性地握握手，然后我向他说明我的问题。像宇都所有有汽车的殷实市民一样，冈萨雷斯的汽车设备十分完善；他接通卡式录音机，录下我们的谈话，同时取出一个记录垫，用它垫着，可以用一只手写字。他用心地听我说，作一些记录，并在一块荧光屏上对一些细节进行核对；他向我解释，这块荧光屏是通过电视线路同他办公室的咨询档案相联的。最后，他深深地皱着眉头。
        “你这事很麻烦，”他说，“我看这问题相当严重。”
        “什么？”
        “你最好还是进一步考虑考虑。你可否改天来找我……明天怎么样？”
        “没别的办法了吗？”我试探着问。想想我受过的那些折腾，我禁不住打着冷颤。
        “恐怕不行。我得跟部长商量商量。你瞧，你的问题与发行无关，因此不能享有优先权。而我自己只不过是第三方的代表。你能不能在明天下午和我联系——那怕只通过电话呢？我希望无论如何天亮时能赶回办公室，明天——等我睡上一小觉——我就可以处理你的事。我想我准能替你办妥的。”
        我叹了一口气，只好同意。
        “就这样吧，”我说，“我原本希望今晚回家的，不过既然……”
        他微微一笑。
        “别着急。明天我会把一切安排好的。现在我得赶紧走了。我在这儿沿着环形路转圈，已经丧失了许多时间，而这是被禁止的。今天我已经两次被罚款……”
        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让我明天给他打电话，我们又一次象征性地握了手，他把车开走了。我决定回旅馆去。我拿出导游手册和那套地图，开始了我的旅程。这一次还不太坏；看来我通过大量实践，已开始学会了转着圈寻路。离旅馆还有相当长的路程时，我突然看见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机会——一个停车位置！就在同一时间，只见另一辆汽车也和我一样，直奔那个空地而来。我的反应神速：我重重地一脚踩上油门，射门而入，而那辆车则紧紧咬住我冲上来。它擦过我整个车帮，可我不在乎。我关上马达，下了车。
        那人恰好在我旁边。他停车走出来时，脸色死白。我攥紧拳头，准备应付任何可能发生的事。可他倒不是个爱干架的。他只是在我面前站定，用仇恨的眼睛凝视着我，说：
        “先生，你是只猪。”
        “这我知道，”我表示同意，打从我到宇都以来，这还是头一遭打心眼里感到美滋滋的。我望着他惨败而去，然后我两手插进裤兜，满不在乎地吹着口哨，向旅馆走去。
        来到旅馆，我上楼走进我的房间，在床前停下来，也懒得脱衣服，两臂成十字伸开，扑倒在床中央。我不间断地足足睡了14小时。
        第二天中午，我草草地梳洗，刮了胡子，换了衣服，收拾好旅行袋，走下楼来。我思忖，我的问题那天下午准能解决，何必留着房间呢？我付清了房钱。出门时，我瞅见那个接待员，就嘲弄地对他说：
        “我给我的车找到了一个停车处。”感到还不满足，我再重复一遍，“我把车停下了。”
        我感到我的话像一把利剑，直刺那接待员的心房，我得意地放声大笑。
        我来到我的车跟前，把行李塞进去。顿时，许多辆路过的车一齐向我冲来，当开车的人见我不打算离开时，一个个都像杀人凶手一样瞪着我。我走到最近的一家酒吧间，给冈萨雷斯先生打电话。他的女秘书告诉我他不在，她的声音听起来像刚哭过似的。
        “他什么时候回来？”我问。
        “再也回不来了……”我听到电话线的那一头又一阵断断续续的抽泣；然后，她发狂似地嚎叫：“他永远不会回来了！”
        我浑身冰凉，不住地颤抖。我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只觉得无端地恐怖。
        “难道——出了什么事吗？”
        “是啊！”那一头的声音硬咽着说。“他们昨天第三次罚了他。”
        “哦，可是……”
        “哎，你难道不明白吗？”那声音啜泣着。“冈萨雷斯先生太爱他的车，他舍不得把它交出来！”
        她突然挂上了电话。
        好半晌，我不知所措。我把传者叫来，问他：
        “请问，要是在一天之内你三次受罚，他们就把你的车没收，再也不退还给你了，对吗？”他点点头。“那他们怎样处置这车呢？”我又问。
        “他们把它变成废料，当然。车太多了嘛。”他用手比划着，表示这事是怎样干的……那车给砸成一堆烂铁。
        我终于明白过来了。我感到一阵晕眩，走出来到了街上，我想到自己的车，我心爱的车，想到我的城市，我心爱的城市，想到我的家，我心爱的家——想到一切一切。我想，我得赶紧回去抢救我的车，我恐惧地发着抖。突然，在一阵神经性发作的剧烈痛苦中，我放声大笑。
        当他们用一架直升飞机把我带走时，我笑得更响了。
        打我进这家疯人院以来，两个月已经过去了。他们想方设法要让我愉快起来，让我产生希望；他们向我担保，我的病不是这类情况的惟一病例；据估计，到目前为止，同样的病例已经有五、六千起。他们谈到这种病的症状，以及可能实行的治疗方法。医生说，不出一星期，就可以让我上街了。
        可是我内心里的某种东西起了深刻变化。我知道一旦出去，这辈子我再也甭想弄到一辆车了。当然，我自己的车还呆在我离开它的那个地方……现在我既然找到了那个停车位置，谁也别想从我手里夺去。不过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这座可怕的城，一想到这些，就不禁心惊胆战。其他病人——他们全是宇都人，其中包括一个每年照例给送进这儿了事的人——跟我谈到出城的问题。
        他们告诉我，现在环绕着宁都的所有道路都结成了一团难解难分的乱丝或者网，任何人永远也别想从这儿逃出去。他们告诉我，大约总共有一万到两万辆车，在这种当局所谓的公路交通疏散网里“失踪”。我知道，哪天我试图离开这座城，我就会深深地陷进那座迷阵，再也逃不出来，永远也逃不出来。不成，我可不能去试！
        我同样也知道，促使我来到这座城市的那个问题，再也不可能解决了。冈萨雷斯已从人间消失，我惟一能做的事是一切从头开始，重新再来一遍。可是我怎么做得到呢？我的天，我怎能从头开始呢？我刚刚读过报纸。报上说，他们要制订一条新法律，在字都的整个郊区，绝对禁止停车。当局认为，如果这项法律得到通过，那么城内的全部交通问题就统统解决了。而这时，医生给我作过检查后，仿佛说我的病又复发了……
        我不断做着噩梦，梦见一些穿蓝制服的汽车在互相撞击。我看见一堆歪七扭八的金属，从那里面发出狂笑声，尖叫声，我看见汽车……汽车……汽车，我老是不停地看见它们。我甚至怀疑我的床就是一辆汽车，我就是一辆汽车。我一个劲儿往前开，不能停，因为只要我一停，他们就要罚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