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卡河畔                冯至

        1979年6月9日下午三时，到了图宾根（Tubingen），住在王冠旅馆。陪伴着我们的德国朋友向我们说：“休息吧，晚上七点钟再见。”我在旅馆里整理整理东西，便到街上散步，不自觉地走到涅卡河（Neckar）畔，又不自觉地坐在林阴道旁的长椅上。这里异常清静，附近繁华街道上机动车的声音越听越远。我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已经十几天了，十几天接连不断地参观、访问、座谈，不仅是日无暇晷，就是自己的头脑好像也没有空隙。现在，在涅卡河畔小坐，思想敞开了，想起一些长久没有想到的事。
        在我对面的长椅上，坐着一位老太婆，几个儿童在不远的地方玩耍，有时走过两三个中年人，还有三五成群的青年男女，有的匆匆忙忙，有的脚步缓慢——这不像是我在四十五年前见过的那些人吗？我心里想。那时我常在夕阳西下时，坐在流过海岱山（Heidelberg）的涅卡河畔的长椅上，面前看到的也是这样景象。这些人的面貌、姿态，尤其是他们形成的那种气氛，除了服装有些不同外，跟那时相比没有什么两样。我好像回到那个时代，又和那时代的人们会面了。但是，四十五年的历史告诉我，时间不是空白的，这里经过法西斯的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贫困、50年代末期起始的经济繁荣。60年代后期的学生运动、70年代……等等大小事件。这些事实恐怕只有对面的老太婆全部经历过，其余的人也只能经历过最后的几个阶段吧。就是这位老太婆，在当时也还是个年轻的姑娘，像刚从我面前走过的一个姑娘那样。想到这里，我又明确认识到，这是另一个时代了。时代不同，人的生活和思想都会有许多变化。在自己的国家常常有两代人或三代人互不了解的情况，何况这是在外国呢？这些人的思想感情，他们喜欢什么，憎恶什么，一定跟我在四十五年前所看到的不同。例如，现在西方的抒情诗，有一部分我就读不懂。当然，读不懂不等于对那些诗的否定，只能说自己缺乏这方面的理解力。使我惊奇的却是，当我十天前在汉堡问一位知名的诗人怎样看待荷尔德林时，他的回答很简单，“我不懂。”很明显，这不是文字上的不懂，而是思想感情上存在着距离。现在，我坐在图宾根涅卡河畔，却不能不想起四十五年前我在海岱山时常常诵读的荷尔德林。我知道，这里附近有荷尔德林青年时期学习过的神学院，有荷尔德林后半生病中长期居住过的小阁楼，他健康时不知有过多少次在涅卡河边散步，他病中几乎无天通过阁楼的小窗眺望涅卡河两旁青葱的河谷。他三十五岁以前，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鼓舞下，写出赞扬人类崇高理想的颂歌，在当时德国使人窒息的环境里，倾诉祖国和个人的不幸。1806年以后，他神经错乱，与世隔离，度过三十七年黯淡的岁月。
        我不禁想起比四十五年前还早十年、1925年暑假里的一天，我去看望我的叔叔冯文潜。冯文潜是研究哲学美学的，但是这天他的书桌上却放着几本诗集：里尔克（Rilke）、史推芳·盖欧尔格（Stefan  George）、荷尔德林。这对于我都是生疏的名字。那时里尔克和盖欧尔格还没有逝世，荷尔德林是经过百余年的埋没才发现不久，这都可以说是20世纪20年代的“当代文学”吧。我的叔叔谈了谈里尔克和盖欧尔格之后，向我介绍了荷尔德林小说《徐培利昂》（Hyperion）中的《命运之歌》，诗的大意是：
        他们在太空的光明里遨游，
        踏着柔软的云层，幸福的群神！
        灿烂的神风轻轻地
        吹指着你们，
        像女琴手的纤指触动
        神圣的琴弦。
        没有命运的播弄，天神们的呼吸
        像酣睡的婴儿，
        纯朴的花蕾里
        蕴藏着天真，
        他们的精神
        却永远开花，
        幸福的目光
        望着宁静的
        永醒明望。
        可是我们命定了
        没有地方得到安息。
        苦难的人们
        消失着，陨落着
        盲目地从一个时辰
        到另一个时辰，像是从水巉岩流向下边的水巉岩
        长年地沦入无底。
        我的叔叔读完这首诗，向我说：“你看，这首诗的前两节是多么明朗，后一节又是多么沉郁，而转折又是这样有力。”他还说：“这是荷尔德林诗中最流行的一首。”我当时对于荷尔德林从古希腊神话世界里汲取的灵感，以及他在现实生活中感受的人世的苦难都缺乏了解，但是我开始凭着我浅陋的德语知识读荷尔德林的诗，并且把《命运之歌》翻译出来，在1925年12月出版的一期《沉钟》周刊上发表。现在《沉钟》周刊都已散失，那首译诗也无法寻找了（如今我把诗的大意重译出来，在重译时却很思念五十五年前那首很不成熟的译诗）。
        荷尔德林的诗不容易读。他很大一部分诗采用古希腊诗体，不押韵，打破词序的常规，经常出现跨行、跨节的诗句，读起来比较吃力。我往往对于一首诗并没有全面理解，只是从中抽出精辟的警句或独创的比喻，反复吟味。实际上与其说是他的诗，倒不如说是他不幸的身世更感动我。中国和外国的文学史都有过个别早熟而又早丧的诗人，像中国的李贺、英国的济慈、德国的诺瓦利斯，他们好像预感他们将不久于人世，要在短暂的年月内完成他们作为诗人的任务，呕心沥血，写出瑰丽精美的诗篇，留给后世。还有的诗人，在他们纵情歌唱的同时，投入祖国的或外国的人民解放战争，贡献出宝贵的生命，例如英国的拜伦、匈牙利的裴多菲。荷尔德林创作的旺盛时期也只有八九年，诗歌之外还以无限的热情写出关于希腊人反土耳其压迫战争的小说《徐培利昂》，好像诗人的任务业已完成，但他的生命并没有结束，只是神经变得错乱，感觉变得痴呆，眼前一片阴暗，被一对好心肠的木工夫妇看护，住在一间小阁楼里，活到了七十三岁。如果说李贺、拜伦等人在青年或壮年时死去，是在不应发生的季节内“雹碎春红，霜凋夏绿”，那么荷尔德林就是在雹碎霜凋之后，枝头还留存着几片残花败叶，更使人感到凄凉。
        30年代初期，找到了德国，这时荷尔德林正在兴时，他的校勘本全集陆续出版，爱好文学的青年经常谈论他，尤其因为我住在海岱山的涅卡河畔，这一带是荷尔德林热情歌咏过的地方，我也就比较全面地阅读他的作品，不只读他的诗歌，还读他的小说《徐培利昂》和一部未完成的戏剧《艾培多克雷斯之死》（DesTed  des  Empedokles），但我当时所理解的，也跟当时读书界一般的看法一样，荷尔德林是一个抱有崇高理想、与他的时代不能协调的、寂寞的不幸诗人。
        1935年我回国后，没有继续读荷尔德林的作品，荷尔德林对于我也逐渐疏远了。如今在一个6月的傍晚，在涅卡河畔，又想起荷尔德林，想得最多的还是他不幸的命运和他的作品在德国文学史上的沉浮。像荷尔德林这样一个在20世纪享有盛名的诗人，为什么在他生前死后那样被人忽视？在歌德全集、海涅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人名索引里，都找不到荷尔德林的名字；在歌德和席勒的通信集里，席勒曾向歌德推荐荷尔德林，歌德却态度冷淡，甚至把荷尔德林的名字都写错了，写成“荷尔特莱因”，黑格尔与荷尔德林同年诞生，两人又是图宾根神学院的同学，可是黑格尔的《美学》里提到过不少同时代的诗人，却没有提到过荷尔德林；只是他施瓦本地区的同乡诗人乌兰（Uhlan）在19世纪20年代出版了一本他的诗集，魏布令格（Waiblingu）在30年代给他写了一册小传，施瓦布（Schwab）在40年代给他编了一部文集，但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反应，他前半生很少被人了解，后半生被人忘记，只有图宾根善良的市民们若是在街头看见他，便惋惜着说：“啊，这位先生从前多么聪颖，又有学问，如今却这样痴呆。”他有时还受到顽皮的儿童们的戏弄。难道说，“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真具有普遍的意义吗？传说古希腊的英雄失败覆亡，是受到太阳神阿波罗的射击。荷尔德林在他神经病发作的前几年，流离转徙            ，“没有地方得到安息”，在1802年12月写信给一个友人说：“像人们叙说英雄们那样，我也可以说，阿波罗打击了我。”我想起我们中国在与荷尔德林同时的一个诗人王仲霍哭项羽的诗句：“如我文章遭鬼击，嗟渠身手竟灭亡”，这跟荷尔德林信中的话是多么相似。
        但是到了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荷尔德林忽然放射出光辉，知识青年的衣袋里揣着荷尔德林的诗集或小说，大学文学系开设荷尔德林专题课，报刊杂志发表关于荷尔德林的文章。诗人在一百多年前怀抱的理想和感受的痛苦使战后的德国人觉得亲切，他的诗的艺术好像也更接近现代的诗歌。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三十多年，人们跟荷尔德林又生疏了，甚至我从汉堡的那位诗人的口中听到这样简截了当的一句话“我不懂”，这又怎样解释呢？
        我这样想着回到旅馆，晚饭时和学者兼作家瓦尔特·严斯（Walter  Jens）与他的夫人会见，又是很自然地谈到荷尔德林。我没有问严斯现在德国怎样看待荷尔德林的问题，他却没有说上几句话就向我介绍彼得·魏斯（Pder  Weiss）的剧本《荷尔德林》，他说，这部剧本在70年代初期写成后，上演成功，很受观众的欢迎，完全改变了第一次大战后人们心目中荷尔德林的形象；为了配合这剧本，出版社还编印了一部有关“资料”，题名《另一个荷尔德林》。剧本和“资料”都反映出具有革命精神的诗人在当时德国政治分裂、经济落后的社会里遭逢的不幸。法国革命时期雅各宾派专政曾经吓退了不少德国诗人和思想家，歌德、席勒，以及荷尔德林的同乡同学黑格尔、谢林这些文艺界和思想界的巨人，都程度不同地跟保守势力妥协。荷尔德林写过这样的两行诗，看来不是无所指的：
        我深心里憎恨暴君和牧师的仆从，
        但是更憎恨与之同流合污的天才。
        荷尔德林另外有几个亲密的朋友，他们不是“天才”，他们的名字由于荷尔德林而流传下来，他们一贯拥护法国革命，同情雅各宾派，但他们在封建反动势力的迫害下有的被逮捕，有的自杀。荷尔德林迫切希望法国式的革命能在德国实现，但时机没有成熟，他在诗里一再哀叹德国人“贫于行动而富于思想”，最后走投无路，陷于癫狂。至于他的书信体小说《徐培利昂》写的虽然是希腊人反抗土耳其压迫的战争，实际是倾吐了他对德国前途的希望和失望。他还在小说里提出“一切为每个人，每个人为一切”的口号，这是当时德国“富于思想”的诗人和思想家们说不出来的。
        严斯向我介绍收在《另一个荷尔德林》里一个法国的荷尔德林研究者皮尔·贝尔托（Pierre  Bertaux）写的论文《荷尔德林与法国革命》。这篇论文详尽地论证了荷尔德林如何热烈欢迎法国革命，始终不渝，也指出由于德国封建统治者对进步思想的检查和迫害，荷尔德林的表达方法是比较隐蔽的。文中还提到，德国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者都忽视荷尔德林的革命精神，有的甚至说，荷尔德林是超政治的，探讨他的政治思想是徒劳无益的。这个法国人带着嘲讽的口吻说，如果四色版印刷缺乏一种颜色，纵使图像也很鲜明，可是恶劣地被歪曲了。德国的荷尔德林图像缺乏一种红的颜色。好像德国人的研究患有红色色盲，也许是红色恐惧。
        晚餐时也谈到文艺界一些旁的问题，但主要谈的是荷尔德林。饭后我回到房里，把方才的谈话在头脑里清理了一下，好像解决了我傍晚在涅卡河畔想到的问题。那位汉堡诗人说的“我不懂”也许是他对于20年代以后德国资产阶级文人学者们所描绘的（那时我也认为是这样的）荷尔德林图像的反感。至于彼得·魏斯的《荷尔德林》剧本演出受到欢迎，是由于他改变了20年代以后形成的荷尔德林的形象，一个革命的荷尔德林屹立在观众的面前。可是在18世纪末期的德国，这个革命诗人的出现为时过早，他的语言在当时没有人倾听，更没有人响应——他后半生的悲剧也就可以理解了。我从我贫乏的记忆里回想荷尔德林个别的有关诗句和文辞，可以说彼得·魏斯这样描绘荷尔德林是有充分根据的。
        荷尔德林和他的作品是客观存在，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他和他的作品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内，受到的待遇却有这么多的变化，是耐人寻味、值得研究的。从一个诗人的被忽视或被重视。被这样或那样评价，都可以看出时代潮流和社会风尚的不同；反过来说，时代潮流和社会风尚随时都影响着一个诗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一部作品的产生，像树木之于土壤那样，离不开产生它的社会；一部作品的存在（如果它有存在的价值），更是离不开社会；往往随着时代的不同改变他的地位，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它，评论它，所谓最后的定论是不会有的。但社会是进步的，分析和评论越来越接近作品的实际，也不是不可能的。
        第二天上午，严斯夫人很早就来到旅馆，陪着我们去参观荷尔德林、黑格尔、谢林一起学习过的神学院，攀登古老的石阶，路经荷尔德林纪念室，因为时间关系未能进去观看，只在纪念室门前徘徊了几分钟，好像把我昨天傍晚在涅卡河想的一些往事和晚餐时与严斯的交谈做了一个良好的结束。

        冯至（190—1993），河北涿县人，作家、翻译家。有诗集《北游及其它》、《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译作《海涅诗选》、《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海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