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哥哥来了，哥哥来时，常珍凤躺在了床上。哥哥问灶门口呆坐的母亲，大胡子他们来说了些啥。母亲没答，哥哥接着说，那个大胡子，真是见了阎王还嘴硬。母亲还是没答。哥哥一正八经地说，上次生贵不是说啥子当兵的。母亲没答。哥哥说，那好，我想些法子去。 
　　母亲一定是抬起了头，用奇怪的惊喜的眼神看着哥哥。好一会儿才听见母亲颤巍的声音：你能有啥法子，人家比你官高，是书记。哥哥说，那您就放心，我就这个妹妹，往日是不懂事，没照顾好。母亲的鼻子响亮地缩了几下，然后哽着粗老的喉咙说，儿呐，末说了，你一个命苦的妹妹呐…… 
　　哥哥并没回母亲的话，他的脚音朝外面消失而去。后来屋内就死寂一片，再后来就听见了母亲细声的哭泣。在以后的一连几天里，不是眯眼来就是大胡子来，来也就捎一句原话，叫张罗张罗结婚的东西。后来姐夫来了，家里才有点气氛。姐夫是哥哥叫来的，姐夫先去哥哥家。姐夫过来就说哥哥真是变了个人，就是嫂子还有些坏。姐夫的话说得她和母亲都呆了住，可见她和母亲都在怀疑，这桩婚事是哥哥在后面捣鬼。 
　　其实谁都会怀疑，起先哥哥嫂子是什么样的人，后来又变得那么好，后来又有书记派来的人。这前前后后，谁一想都会怀疑，谁都没理由不怀疑。母亲喘了好长一阵子的气，才问姐夫哥哥叫他过去说了些啥。姐夫神秘地说，这事得保密，谁都不能往外说。母亲看了眼姐夫，见　姐夫满脸神秘的样子，就自言：又在搞啥子花招。 
　　其实，哥哥是真的变了，变的比亲哥哥还要亲。三天后，姐夫又来了，满脸的春风，看上去像是中了啥子大喜。姐夫开始还哄常珍凤，说书记是大人、是强人，这下谁都帮不了，就靠珍凤自个了。常珍凤红着脸，低着头，不肯做声。母亲说傻黄毛丫头，我们咋会不管呐。 
　　然后，姐夫就将右手塞进裤袋，动作很轻地拿出张纸——牛皮纸。母亲问姐夫，那是啥子东西？姐夫说是信封，是从西藏寄回家的。母亲嘟哝：一张狗屁纸也要从那老远搞。姐夫解释说，里面装了东西。常珍凤忍不住问啥东西，姐夫说照片，是海生的照片，从部队里寄过来的。母亲有些不高兴地说，人呐？人不回来？就寄个这东西回来？也太不像话了。姐夫解释说，不是的，人在路上呢，照片寄的快些。 
　　母亲一正八着地听着，像在听毛主席语录，听到最后还似懂非懂地点头。姐夫走到常珍凤跟前，母亲也围了过去，视线一刻也不离开信封。常珍凤的心一下子塌实了起来。照片不是黑白的，是彩色，上面是一个全身武装的年轻人，看上去很高，也很精神，身板笔直，昂首挺胸，长方脸，脸上该是肉的地方就是肉，该是轮廓的地方就是轮廓，目光炯炯有神，固定在前方的某一位置。 
　　待常珍凤看了一会后，母亲便拿了过去，对着光，恨不得将眼睛藏到照片里面去。好一会才抬起头，含笑着说，好一个年轻的小子。说完，就将目光打在了常珍凤的脸上，又仔细瞅起了女儿来。没一会儿，母亲脸上的笑消谈了，换做了紧张。姐夫坐到灶门口，抽起他的旱烟，抽得很是兴致，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被成就感霸占着。 
　　姐夫看了母亲一眼说：过不了几天海生就要到家，那才叫气派呢，就凭一个大队书记，就是十个大队书记也末奈何。毛主席都将过，枪杆子里出政权。 
　　母亲看着姐夫，欲言又止，神色很是沉重。 
　　姐夫似乎看出了母亲的心事，就重复着：外母呐，你就尽管放心，毛主席都讲过，枪杆子里出政权。 
　　母亲深深吸了口气，又深深地呼出，好一阵子才说：你不懂哦，大队书记就是地方的皇帝呐，怕当兵的不是对手呐。 
　　姐夫哦地一声，说：这个就更不是问题。我都问好了，当兵的亲属是国家保护对象，哪个也不敢动，哪个敢动哪个就是跟国家对着干，跟国家对着干的就得挨枪杆子。 
　　母亲张着耳朵听，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说：是那样呐，听哪个讲的？ 
　　姐夫越说越劲，偶尔吸口烟，很快就抢着吐出，说：听哪个？听乡里的干部。听乡里的杨松讲的。海生家媒人都约好了呢，杨松说天底下哪有那样的大队书记，一点道理都不讲，他说这个媒他是做定了。 
　　姐夫还说杨松是如何如何的一个大好人，说海生当兵也是杨松的注意，后来发电报什么都是杨松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