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嫂子   
       
        到家的那天晚上，没看见秦嫂子出来和我啰唣，心里很是纳罕。问起家里人，说她已经死了；死得真离奇，说是在田塍上看黄豆，给人用石头打死的。
        秦嫂子是前年到我家帮工的。那时门牙已经落掉四五个。黝黄的瘦脸上挤满很深的皱摺，数茎黄茅草似的头发，远远就看得见发缝里的皮肉。看样子，已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婆婆了。母亲从前和她熟识；但乍见面却不认得。只因她是个“倒毛眼”，一根棉线终年扣在眉毛下，把上眼皮扣得向外翻转来，瞪出两只干枯红涩的眼睛，样子叫人看了觉得怪难受的。由于这个特点，母亲才慢慢认出来。母亲惊讶地说：“算起来你也不过四十罢，怎么就老得变成这样了？”
        秦嫂子把倒毛眼眨了两眨，两片皱摺的嘴唇扁得抽扯不过来，一种非常心酸的样子，哭巴巴地告诉母亲说，菩萨没眼睛，两年中，一家五口，死的死，散的散，只留下她一个人。
        她丈夫是个泥水匠，说起来，我也认得的。那是一个忠厚的汉子：后脑上绕着一个辫子髻，终天只见他没由没缘地笑着。笑得又凄凉，又滑稽。父亲常常夸奖他的手艺，说他砌的墙挺直一条线，一点肚子也不露；说他蒙的地砖又平正又密合。村上年轻一辈子的泥水匠能有这样好手艺的，简直没第二个。这都是从前的话。近年来村上的屋子只见拆，连修葺的事也少有，动兴土木自然更谈不上。他的好手艺也就渐渐湮没无闻了。记得大前年我上学校去，是他给我挑行李箱子的。多年没见他，他还是那副老神气：小小的辫子绕在后脑上，含着一种又凄凉又滑稽的笑。不过脸上额上加多了皱纹，眼眶四围尤其多，把一脸的笑容凑合得格外凄凉，格外滑稽了。我问他怎么改了行，干起挑担的营生了；问他一年赚得多少钱。他只是擤鼻涕，只是把鼻涕擦在手心上搓弄着，只是无由无缘地笑。记得他当时只说了一句话，说听说太史第八老爷今年秋天要回乡安葬老太爷，到时候一定是叫他做风水。
        秦嫂子说他就是这年死的。他抬轿子到外埠去，回来的时候在路上遇到队伍，被队伍拉去当夫子。他没见过世面，看见队伍就像小鬼看见阎王，吓得只是抖。又惦记着家里没米了，惦记着八老爷的风水。一天夜里想溜逃，不凑巧，被队伍半路捉了回来。队伍里说，你抬轿也不过是挣钱，现在给我们挑东西，那里就要你白费气力？你就要溜！说这事传出去了，会败坏他们队伍的名誉，非打一顿以儆效尤不可。这老实人本来就不大会说话；给那么一骂一吓，格外弄傻了，也不晓得求饶，也不晓得说好话。和他同逃的共有三个人，到头果真挨了打的却只他一个。说是用枪拐子打的，当时两条腿就站不起来。第二天还被逼着抵死走了五十里路。那是六月天，他又痛，又急；又害怕，走在半路上发了痧。队伍看他实在走不动了，才给了两块钱放他回来。当天他想住饭店。饭店见他有病有伤，不肯留；走呢，又走不动。结果是用翻倒的竹床抬回来。病损的身肢被猛毒太阳一蒸晒，病上添了病。到家后卧床不起，昏迷不醒。一会儿喊“兵老太爷饶饶我！”一会儿跳起来要去给八老爷做风水。屎尿都不晓得说，拉得满床稀污烂臭的。临死的几天喊口里苦，呕吐许多绿的黄的肮脏水。有见识的人说这是吓破了胆的缘故。
        丈夫死后，第二年春上一个五岁的小儿子患“羊毛斑”，三天就死了；大儿子二十岁，在一家砻坊里作店伙。那砻坊因为折了本，休歇了。儿子和几个同事邀邀伴，跑到外埠去，一去迄无下落。现在只留下一个十二岁的女儿，是给一个庄稼人家作童养媳。
        那时候她那病弱憔悴的样子，加上那一双怪难看的倒毛眼，使得大家都不喜欢她。然而母亲执意把她留下了。
        她在我家帮工，很是勤快耐苦。只是有两点小毛病：一是喜欢缠着人唠唠叨叨地谈她丈夫，谈她儿子。把那些故事翻来覆去地谈着，一点也不厌烦琐。谈又谈不出什么新鲜花样来，老是那一套。正和鲁迅先生一篇小说里所描写的那个不幸的祥林嫂的脾气差不多。二是逢时过节就要哭。有时偷偷摸摸跑到丈夫儿子坟上去，一哭就哭得不回来，还得家里打发人去劝她，拉她；有时躲在家里毛厕里，哭得一家人都疑神疑鬼的。
        这两点小毛病，使得家里人格外厌恶她，有时甚至连母亲也有点不耐烦。但这些事都和我不相干。另有一件事，却是叫我感到万分头痛的，那便是关于她的大儿子的事。这妇人不知她自己是怎么个想法，总以为所谓外埠，只是一块有限的极小极小的地方，在她心目中大约顶多像我们村子差不多大小呢。因此，她不时和我啰唣。好比说，每次我要离家时，她就赶着制好几双鞋，一定要我把她儿子访问出来，把鞋带给他。告诉她说：“你儿子我从来没看见过，他又没个正式名字，又不晓得在做什么事，那外埠纵然果真如你所想的那么小，我也是没处交代的。——鞋子还是莫带罢，我只能随时随地替你注点意，替你查问查问。那也是海里捞针，丝毫没把握的。”这浅显的道理不知怎么她就一点都不懂，一定要我带鞋子。
        “大先生，积积德喂，做做好事喂。”她把两手握在胸前扭动着，用一种不知所措的可怜样子哭巴巴地说，“我只有这一个儿子喂。你可怜可怜我这个苦命的人喂。……”
        接着就告诉我，她大毛子多么高，多么瘦，额头拐上有一块疤，是十岁时候爬树捉八哥跌坏的……她只顾说她的那一套，好像简直没听见我说了些什么。我没法说得她明白，只好如同做一件假事哄小孩子似的把鞋子带了去。（自然又重复照原样带回来。）每次回到家，又够她啰唣的。问我见她儿子没有？鞋子可合脚？还是胖了点，瘦了点？……她就这样自管自问下去，挺着两道难看的倒毛眼，非常兴奋，非常快乐，简直当她儿子毫无问题地已经被我找着了的一般。这事情真叫我没法对付。老实告诉她，你儿子我没法找得到呢，那她一定疑心我做事没真心，而且也一定使她大失所望，又够她哭几天嚷几天的；骗她说果然已经找着了，他在那里非常好，鞋子也合脚，百事都如意，那我这个谎该扯到几时才能完，将来又如何交代她呢？结果我还是只好支唔她，说我已托了许多熟识的人去打听，不久就会打听出一个眉目来的。
        “是儿不死，是财不散。你放一百个心。一定找得到。包在大先生身上。”当她在毛厕里呜呜咽咽哭的时候，家里人就这样劝慰她。
        平日和她走动的就是她的那个女儿，十二岁的那个童养媳。
        那小姑娘不是倒毛眼，样子倒伶俐。也许是她为小儿子死，大儿子逃，因此伤了心，把一肚子做娘的慈爱弄得没处摆放，就全都拿来放到这个女儿身上来。三天两天的去看她，不时间母亲要点穿的吃的拿去送给她。这一下可害苦了女儿。乡间做童养媳的，那个把她当人看待？这几年庄稼人家，饭也没法吃得饱，都挣命抵死的熬日子。她只顾发泄她的母亲之爱，把女儿这样金枝玉叶的看待起来，那女儿怎么能安心把童养媳做下去，做到头？于是婆家不愿意了。说养媳妇被娘娇惯得不成体统了：成天在家里不肯做事，不肯吃苦，没碰上就要扁着嘴唇哭。有几次那小姑娘就真偷偷摸摸逃到娘身边来，扯着娘的衣裳角，死也不肯再回婆家去。婆家来人说：“养媳妇不要了，还了你罢。你这位千金小姐我们这样人家配不上！刚好这两年我们一家也是九苦九难的熬日子，熬也没法熬得过，少一张嘴吃饭，我们巴不能够的。”秦嫂子急坏了，挺起两只枯涩的倒毛眼，十把鼻涕九把泪。大家帮着说说好话，才把女儿送回了婆家。婆家当着娘的面，把那小养媳妇吊到桑树上整了家法，答应从此母女不再走动。这是去年在家，我眼见的事。
        去年我由家动身时，她又新制了两双鞋（连同以前的四双了），亲眼守着我放到我的箱子里。叫我告诉她儿子，说娘在东家十分好，叫他放心；说娘已替他积下点钱，三五年后积多了，就可以给他娶媳妇。我自然只好满口答允。但的确有点嫌那四双鞋子累赘，偷偷地要把它除下来。不知怎么她看见了，忽然要对我下跪。哭哭啼啼地求我，说这次一定能找到，说算命先生给他掏了课，是个“流连”课。“流连，流连，就在眼前。”说一定找得到。……
        秦嫂子的死，要是把她的一生遭遇当作故事看，那似乎结束得太突兀。说是这样子的：秋天时候女儿的婆家因为年成不好，交不全田东家的田租，公公被押到区公所里，大伯子得了伤寒病。田塍上有黄豆没收割，不得不叫十二岁的女儿和九岁的小女婿去看守。
        秦嫂子晓得了，心疼两个孩子会害怕，每夜偷偷地去和女儿女婿作伴。一夜，两个孩子睡着了，田塍上悉悉索索地有响动。她只当是只偷黄豆的小野兽，就把衣裰里预备的石头掷过去，“咄啊！咄啊”地赶。不想那小野兽一点也不怕，反倒越走越近。忽然，那野兽说话了：
        “娘的！干你的事！是你的豆！……”
        她这才晓得不是野兽，而是一个贼，一个深悉底细的贼！她晓得不好了，忙着推醒了两个孩子，三个人尖着嗓子叫喊起来。在平时，只要一叫喊，家里的男子或是别家田塍上看守黄豆的人自然都一涌而至，那贼也就给捉住，或是吓跑了。然而这时候却叫天不应，呼地不理。那贼肆无忌惮地自管自一把把拔黄豆，而且骂着。她怕黄豆给偷了，女儿会背累，一时情急，不顾死活地撞过去，一把抓住了那个大胆的贼。两个人扭做一团打起来。等到两个孩子敲开邻舍的门，喊了人来时，秦嫂子倒在田塍里，有一口没一口地喘着气；那个贼已经无影无踪了。
        秦嫂子是被石头打坏了。头部和胸口满是伤，而胸口受伤更甚，一口一口地吐着鲜血。家里替她请医生来开方子，吃了“阿胶”，又用“七厘散”“万应锭”搽服，都无效。挨了五六天就死了。说临死的时候还扳着指头计算我回家的日期，说这次我回来，她儿子准有下落了。
       
        三驼子
        现在代替秦嫂子的位置的是一个年青的伙计。驼曲的背脊，矮小的身材，脸色虽然也很黝黑，如一般做粗事的人差不多；但眉目却颇清秀。大约是排行第三罢，大家都喊他三驼子。
        他说话的时候，慢声吞气的，像卖弄似的不时夹些斯文字眼在里面。我很奇怪，心想这个新伙计一定不是做粗事的出身。我问他说：“你从前是做什么的？”
        他立刻脸红了，把手指在桌面上捺动着，忸怩起来。半晌，才说：“我从前是做生意的。”
        家里人一半正经，一半打趣地说道：“莫看三驼子！三驼子现在是落了难，他从前是个斯文先生呢！——就是现在，还常常躲到你书房里偷书看。”又说，“他说他认识你。”
        我却想不起几时认识他。我问：“你怎么认识我？”
        三驼子含着满脸凄凉的笑，忸怩地说：“大先生想是忘记了：去年五月里大先生回府，歇在敝村那个茶棚里打尖。我在茶棚旁边一个三亩田里筑田堰。……”
        他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去年放暑假回家，我在离家十里路的枫林渡茶棚里休息。茶棚临着一片田亩。那时田砧上有个汉子在伛偻着背脊筑田堰。我无聊地靠在杉木栏边看着他。他一锹一锹地在田沟里掘着烂泥，手法十分笨拙，样子很是吃力。一顶阔边旧麦秆帽遮去他的脸的全部。但是我看得见他的脚：那双脚一只浸在田水里，一只跨在岸上，大趾和二趾紧紧搭拢在一起，腿肚又瘦弱，又苍白。这样一双脚腿摆在这田里，不知怎么就显得十分不顺眼。我无聊地随口问他说：
        “你老哥不是种田的吧？”
        那汉子把脸背着我，站直身肢抹一抹额上的汗，低声回答道：
        “我是没法，先生。”
        当时我找他谈了许多话。他只是很简单地回答我，脸老是不肯朝我看。他告诉我他原是个做布店的，在那布店里做完学徒后，管了五年账。现在失业三年了。在家里赶了一年牲口，此刻又租了几亩田耕种。并远远指着北头山坡下的一块繁茂的桑树林，说那块桑树地是他自己的产业。在往年，或是自己养蚕，或是把桑叶卖给人家，很有一笔进款。这连着几年，这块桑地却变得一文钱都不值。那些密密丛丛的肥大的桑叶只好连枝丫剪下来，晒干了，当柴火烧。把桑树砍掉，种别的东西呢，心里又不忍。因之比如猴子拿了块姜，吃也吃不得，丢又丢不得。他说他有娘有老子，两个弟弟，四个孩子，连同妻和自己一家有十张吃饭的嘴。
        这个人的印象留在我脑子里，十分深刻。因为在我们家乡，店伙失了业，为生活所迫，作了农人或他种苦力的虽然非常多；但是比较上级一点的，如司账大朝奉之类，则因平时摆惯了体面的架子，过惯了上等的生活，离开店后，一则碍于身份，二则限于体力，事实上却没法改行当。差不多十九是变卖祖上遗留的一点产业过活，寄生在娘和妻的身上过活。等到很少一点产业顷刻之间廉价卖完了，娘和妻也再担负不起了的时候，自己就已慢慢变成地痞流氓或乞丐了。如今这个人显然是个上等店员，可是却跌得下身份，吃得苦，马上租了田耕种，真叫我有点诧异。那次回家后，我把这事当做一件新奇的事似地谈给我的朋友们听。
        现在这个人竟到我家作了伙计，更是我料想不到的了。当时我十分兴会，我问他：“怎么又不种田了？”
        三驼子只是凄苦地笑着，忸怩地把手指在桌面上捺动着。半晌，才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说了：
        “大先生，做做鹅，又做鸭，怎么行。我也是没奈何，弄着试试的。说起来，真倒霉！我歇生意的时候，我积了二十多块钱。那时候前途茫茫，二十多块钱够得吃几天饭？我就打算弄个营生做。几个同事劝我贩烟土。……那个事不说我外行，没法入得门；就是入了门，官厅里一记竹杠敲过来，我就吃不住。——我后边又没个靠壁山，我又没个夤缘大交情。——这笔发财的生意我不想。我买了一只毛口骡。心想给人家驮驮货，也不过跟着走走路，不算是苦交易。那晓得骡子买到家，谷子吃了我好几担；生意呢，是和尚拜丈母的年！满街打听，求公公，拜婆婆，弄得一笔生意了，汗一把水一把的把货给运好了，——不给钱！今天讨，回明天！明天讨，回后天！这不是说笑话！我看看不对劲，硬起心肝把骡子过了手。二十一块钱买进来的，十四块钱卖出去。贴了七块现本不算数，白吃了我一家几个月的粮，憋了我一肚子的气。”
        说着就又笑了起来。
        “那你打错算盘了！”我说，“你是做布店的呀，你为什么不做你的本行当？你为什么不弄个货郎担子，摇摇大鼓？你望着街上没生意，那个店铺肯进货？你买骡子做什么？”
        “大先生，你这是外行话。货郎担子更没生意呢！说起这事来，我也有个笑话。我在店里最末的那年，店里已经没指望了。我想我老是坐在账桌上，怎么行？我说我也要练练，我要出担子。我在一个同事处学大鼓。——不要看大鼓这东西，学起来可不易。一个点子摇错了，人家就可以抢你的鼓。越是这种世界，这门江湖饭就越发不容易吃。——我学了十来天大鼓。记得第一天，从南乡摇到西乡，心里有点怕，腿也不抵用。天亮摇到黑，你说卖了点什么：三粒白壳钮扣，一只针环，四两白棉线。大先生，摇大鼓的比买东西的多好几倍！做布店的歇了生意，就都干这个！”
        家里人听他说得那么狼狈，都不由得笑起来。
        “这样的小本买卖我差不多都试过的。我没别的好处，就是肯跌架子。我不在乎。我只要能挣钱，什么事我都干。一家十张嘴，我不做，吃什么呢？我是没奈何。”
        “你还做了些什么生意呢？”
        “说起来，又要惹你们笑。我挑过豆腐干担子。我从豆腐店里发了货，到山里村子去卖。卖一块干子，我赚两个铜钱。一天赚二三十个钱。我干过。我家里做皮蛋卖。我有时挑出来卖。一块钱六十多个生鸭蛋，买盐，买石灰搓起来；卖出去卖得三四分钱一个。这算是笔好买卖。——就是没生意。大家饭也没得吃了，那个吃你的皮蛋？”
        “所以你就种田了？”
        “不是的。我是把田退还了东家，才做这些买卖的。我种了一年田。那自然是我穷无赖，憋着自己开个玩笑的：是我家隔壁一个客户，近两年，划算不过来，要退佃。东家不答允。我说笑话，我说我也来种一年田试试看。我从那客户处隔手租了四亩几分田。付牛租，付车租，……抵死要命的弄到秋天：算好的，年成倒不坏。真的凡事发‘暴手’，别人都遭了旱，我种的却是早稻，一点损伤都没受。可是交去了租，一盘算，剩下的几粒稻子刚刚够了长工的工钱，和药店里的药账。我白捱了一顿忙，赚了一场病。——索性病死也拉倒了，偏偏不死；死死，又活了转来。”
        “你的身体倒不坏，亏你种下了台。”
        “年纪轻轻的，我就不相信我没用处。我都要试试看。弄不好，也没法。……”他深深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我真是没法想。依我想，在家乡弄不好，就到外埠去碰碰。可是我不行。我想飞，我飞不动。——”
        家里人插嘴说：“你就飞到了外埠，也不过去当了兵：不是去杀人，就是给人杀。这你三驼子怕不见得行。”
        “所以呀，做人千万莫做中国人。好比说罢，我家那块桑地，多年不生一文利；要是在外国，那会有的事？听说外国人不会养蚕，就用机器把桑叶织成丝。新时行的人造丝，印度绸，不都是桑叶织出来的？……要是在外国，我自己不养蚕，桑叶卖给工厂里，我多少也弄得几个呀。”
        “这倒没听说过。”
        家里人打趣道：“那你快去做洋鬼子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