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夜深人静的秋夜，窗外的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秋风透过窗棂钻了进来，掀动我面前的稿纸，掀得我的心也跟着那稿纸微微地颤栗。于是，我恍惚看到父亲单瘦的身影闪进门里来，就站在我的面前，默默地望着我。
        父亲在世的最后一年，他的肺气肿已到晚期。我那时在离家三百多里的永州工作，一次接到弟弟的电报，我连夜赶回家里，见到父亲时，他已经瘦得只剩一把骨头，静静地躺在床上，就像屋里那盏明明灭灭闪着昏黄灯光的油灯。我取出带回的糕点喂他吃一点，他却缓缓地摇着头，不停地咳嗽，声音低微而嘶哑地对我说：“你回单位去，不能耽误工作，我这点咳嗽不要紧的！”他说话声音十分微小，只好艰难地用手比划着。我泪如泉涌。这就是常年累月起早摸黑面朝黄土背朝天，含辛茹苦，严厉而慈祥，把四个子女培养成人，梦想晚年享享清福而未过上一天好日子的父亲么！
        一九七四年五月的一天，我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立刻赶回。到家时，父亲已经奄奄一息，见到我回来，就挣扎着要起来。他那时已经知道自己不行了，暗淡而滞呆的眼睛里仿佛渗出几颗泪珠，捉住我的手说：“我不想死！”我听了这话，眼泪夺眶而出。我是长子，是父母四个孩子中最令父亲喜爱的一个，他从来都是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在那个时刻，他还满怀希望地告诉我他不想死，可是死神已在他的床边敞开了大网。我们预备第二天一早就送父亲到六十多里外的衡阳去治病，不料父亲就在当晚去世了。
        我幼年时，严厉的父亲何曾违拗过我的愿望？
        大概是我五岁，正值抗战胜利，离村子二十里路远的车江镇演戏庆祝。人们奔走相告，扶老携幼，相约而去，我就要求父亲带头我去看戏。那是秋天，天正下雨，有病的父亲说不要去了。我哭着坚持要去。父亲拗不过，就对我说：“要去你自己走路去，我可不背你。”我欣然答应，可是走出村子没多远，我就走不动了。我不敢看父亲，父亲却一声不响地在我面前蹲下来，把他略显单瘦的背脊给我，一直将我背到镇上。那天，看戏的人特多，我们去得太晚，黑压压一大片人，我们根本无法挤到前面去。父亲踮着脚尖把我举起来，让我骑在他肩上，两腿紧紧夹着他的脖子，这样我就可以清楚地看台上的戏。我看到精彩处忘形地扬起小手欢呼起来，身子在父亲肩上一晃一晃的，记得父亲的脖子上是湿淋淋的，连我的裤子都被润湿了。我懂事以后，我才想到父亲那天根本就没有看到戏，他一直踮着脚尖站在那里。直到下午看完戏，他再一声不响地把我背回家来。父亲去世了，我这颗心就像缺了血脉，我这棵树苗就像断了根本。
        一九五九年冬天，是我读师范的最后一年，日子愈苦了。我从衡阳回到家，母亲问我在学校吃不吃得饱，我说学校的菜一点油也没有。其实家里也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食油了。父亲一声不响地听我们说话，后来他默默地走出去了，一夜没回来。他那时在生产队的油坊榨油，那是一种很原始的手工作坊。平日要依靠七八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推动沉重的榨油车才能将油籽榨出来。可是那一夜父亲一个人在油坊里，把已经榨干的油枯重新码到油车里，独自一人推动那沉重的油榨，整整榨了一夜才榨出几两油来，早晨交到母亲手里，叫母亲炒点有油的菜让我带到学校去吃。我一直不敢想象父亲一个人在那油坊榨油的情景。父亲是那么单薄、那么瘦弱，他是用了怎样的力量从油枯里榨出来的呢？我吃到有油的菜，觉得　那不是从油枯里榨出来的油，而是从父亲营养不良的单瘦身躯里挤出来的血。
        今年清明，我去祭奠父亲。在父亲那芳草萋萋的坟前，我忽然想，父亲如果活着也还只有八十多岁。如今十九年过去了，我们大家都好了，这样的日子是父亲生前做梦都想象不出的。可是苦命的父亲呢？他已在黄土堆里永远地沉默了。
        春雨潇潇，打湿了青山，打湿了绿树，打湿了父亲的坟墓，也打湿了我的衣襟。然而，我却一动不动地默然而立。绵绵春雨，把我的心也打得湿漉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