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费里茨都盼望我们的计划能够实现，但当我们发现事情实际上十分简单时，竟感到有些不知所措。我们互相对望着，异口同声地说：“真令人难以置信！”我们交叉食指和中指以祈求好运，屏住呼吸，等着瞧瞧晚宴的结果如何，再决定是否全面展开我们的计划。
        进行磋商是件相当复杂的事情，但是在明确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和一定要做到谨慎周全之后，就再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甚至没有必要对我们的承诺做任何形式的保证。我们明确表示就我们一方而言，一切都会做得“有序且得体”——因为在商讨之初，我们就本能地坚持尽量使用我们仍能记起来的原版圣经的语言。每当遇到有关上帝的问题，我们会绞尽脑汁从那些我们已记不太清楚的经文中寻找答案。此外，我们还郑重承诺将尽力使客人感到舒适、无拘无束。我们保证，无论我们对客人私生活中鲜为人知的秘密如何地感兴趣，都不会以任何可能令他们为难的问题打扰他们。同时，我们也不会过于深究他们某些做法背后所隐藏的动机，尽管在我们看来，他们的某些做法很难让人理解。
        如果他们自己谈到这类话题，我们或许会谨慎地问上一两个问题。但必须记住，我们将邀请的这些人大多生活得紧张而艰辛，都是些敏感的人。在同代人那里所遭受的经历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希望来世不再与人类打交道。因此，一旦他们谢绝邀请，我们决不可有任何强求之举。
        然而，许多人还是愿意接受邀请的。瞥一眼昔日熟悉的生活场景可能会使他们更安于现在的生存方式。但我们决不能主导谈话的内容，而是让他们谈自己想谈论的话题，而且是绝对地来去自由。
        除此之外则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了。我们所要做的就剩下在一张纸上写下我们想要邀请的客人的名字，将名单放在维勒城老市政厅前、庄严地守卫在石阶旁的石狮子下面。这之后，我们就只有等待了。
        说实在的，在伊拉斯谟确实坐在桌首椅子上，透过他那古怪的旧眼镜，微笑着看着我们之前，我们总认为这不过是一场梦，什么也不会发生的。但是，我们决心按既定方针行事，不流露出一丝困扰着我们的疑虑。我们互相鼓励说，最糟不过是叫了一桌精心制作的饭菜，花了些荷兰盾购买了几瓶葡萄酒和几张不易弄到的唱片。如果第一位客人没有露面，我们可以到街对面请位邻居来代替他，不至于造成太大的浪费。现在的问题是选谁来作我们的第一位客人。
        很自然，我们第一个想到了伊拉斯谟这个名字。首先，他的故乡也是我出生的城市，某些外表上的相似之处总是使我怀疑，在那个中世纪的小镇里，我们两人或许有着共同的祖先。当然，可怜的伊拉斯谟是个私生子，追究他的身世有些过于无礼。我知道即便与伊拉斯谟本人面谈，也解决不了困扰史学家几个世纪之久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能有机会悄悄地研究和比较一下我们两人的手(丢勒在他的作品中向我们展现的伊拉斯谟的双手，以及冯·布雷为我拍的照片中我的双手)，仅此已是一件让人求之不得的事了。另外，说服伊拉斯谟到维勒来做客可能不会太费力，因为在他的生涯中，我们这个小镇曾扮演过有分量的角色。
        伊拉斯谟天性喜好交际。然而，事与愿违，他却被迫做了牧师。这是因为母亲抛下他们兄弟两人，过早地病逝于瘟疫。亲戚和母亲的律师想到的只是尽快摆脱掉这份不受欢迎的委托，尽早摆脱这两个几乎没有任何有价值的财产可继承的私生子。他们几乎是提着脖颈把两个可怜的幼童扔进了修道院。这家修道院名叫斯泰恩，位于豪达城附近。伊拉斯谟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个冷酷、令人厌恶的地方，就像我会永远记着特尔古镇那个同样冷酷无情的地方一样。在那里我度过了4年绝非童年应有的悲惨生活。
        然而，苦行僧的誓言一旦发出，就会对人生产生决定性的、无法扭转的作用。修道士的身份使伊拉斯谟这位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无法与女性——人类的另一半——建立正常的友情。有迹象表明这令他大为不快。这倒不是因为他对床笫之欢感兴趣，而是意识到自己非常健谈，喜欢参加当时正常的社交生活。可是，他很快发现他不得不穿的奥古斯丁修道服与欢乐的聚会场面格格不入。结果，在地球上生活的70年里，伊拉斯谟很少与我们有时不恰当地称之为“温柔性别”的人有过直接的接触。
        维勒城古老市政厅的正面外墙用几尊雕像作为装饰(它们矗立在那里多年，是希特勒先生也无法改变的事实)。其中一个是安娜·冯·博尔塞伦的塑像。这位楚楚动人的夫人(从各方面说都具备了贵夫人的气质)，如果不是爱上了品行不端的男人，更糟糕的是还嫁给了他，可能会置身于历史伟人之列。她本来有资格(如果她没有失去影响力的话)成为她不幸同胞的庇护人。尽管这位同胞给她写了许多很有说服力的请求信，但直到他年事已高，名声大噪，对一切都淡漠了，才得到了所谓的“应属于他的地位”。
        博尔塞伦夫人的父亲，沃尔弗德·冯·博尔塞伦，曾是泽兰省最富有、势力最大的贵族。他是弗莱辛的领主、维勒的领主，拥有农庄和地产的数量可以同米德尔堡修道院院长们相比。修道院院长可是荷兰南部最富有的人物。但是，沃尔弗德不善经营。为了与正在荷兰南部扩展势力的勃艮第公爵们一争高低，他肆无忌惮地炫耀、挥霍他的财富。辞世时，沃尔弗德留给女儿的仅是一枚盾牌，上面饰有各种应有纹章，但却没有留给她应有的财富。
        幸运的是，她了解自己的处境。不到30岁时，她成了寡妇。她决定做件明智的事情，在北贝弗兰岛(位于维勒城对面)她的地产上隐居下来，这样她可以潜心教育孩子，同时整理一下她混乱的个人财政。
        当时，低地国家远离文明中心。博尔塞伦的安娜夫人意识到如果想把长子培养成名副其实的绅士，能在勃艮第公爵的宫廷里占有一席之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睿智之士中光彩照人，她必须让他受到远远超出北海沿岸各小城镇愚昧的教师们所能提供的那种教育。出于这种考虑，她各方打听有无可能聘请到一位真正称职的教师。一位好朋友向她推荐了一个叫盖里特·盖里茨·朱恩的人(在知识分子圈中，他开始以德西德里斯·伊拉斯谟的名字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实际上他是鹿特丹人，但人们普遍认为他具有最典雅的拉丁风度，并且博学多识。
        年轻的德西德里斯·伊拉斯谟虽然地位卑微，出身不名，却彬彬有礼，任有圣职，因此陪伴年轻寡妇不会引来社会上的流言蜚语。由于刚刚结束了修道院的学习，正在寻找合适的职务。他无疑会很乐于与博尔塞伦这样的贵族家庭建立联系的。
        安娜发出了邀请函，对一应事宜，包括工资，都做了妥善安排。对于贫穷的、生活一直很拮据的伊拉斯谟来说，他这个穷学者的祈祷使他时来运转了。可不幸的是，就在这时，安娜夫人爱上了一位仪表堂堂但一无是处的年轻荷兰贵族，并有意要嫁给他。
        这桩婚事遭到了许多亲戚的反对，他们认为安娜不应该再结婚。盛怒之下，她的亲戚们雇佣了几乎所有的律师(那是个遍地都是律师的时代)，对他们这位不幸的亲戚进行无止尽地迫害。至事态平息之时，安娜和她的继承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当伊拉斯谟满怀希望地北上去会见住在考特根城堡他未来的雇主时，这些不幸的事情还没有发生，还隐藏在他光明前途的背后。伊拉斯谟充满信心地认为这位美貌慷慨的文学艺术赞助人不仅会让他做她儿子的家庭教师，而且还会接受他并不过分的建议，让他去拜访一下意大利的大学(当然是由她出资)，这样对教育她的孩子会更有利，因为目前他只是在巴黎和剑桥大学学了些零星半点的知识。
        就这样，伊拉斯谟愉快地攀鞍登上安娜·冯·博尔塞伦特意为他准备的马，在仆人的陪伴下(因为没有人照顾，他根本不知道怎样旅行)，启程前往他的出生地，寻找新的未来。
        但很快地就感到了失望。在写给他的女恩人的巨篇拉丁诗中，他把安娜比作女王狄多之姊安娜，耶稣之祖母安娜，先知撒母耳之母亲安娜。但事实证明这完全是浪费时间、纸墨和精力，因为这位贵夫人似乎根本不知道这些与她同名的名人。与同时代多数女性相比，博尔塞伦的安娜具有较强的读写能力，可她却无意成为女才子。当这位伟大的人文主义学者告诉她，他打算把他的《箴言录》赠给她的小儿子阿道夫时，她只是漠然地问道：“什么是阿达吉亚?”
        她的话令伊拉斯谟大为震惊。伊拉斯谟视这本书为他的宏篇巨作。经他精心挑选，《箴言录》共收录了800条希腊和拉丁箴言。这些箴言是他用来对当前事物提出尖锐批评的武器，正是由于这些东西，奠定了他现代专栏作家创始人的地位。
        伊拉斯谟单纯地或者说是自负地——因为他被视为当时最有希望的年轻人文主义学者——认为能在这样一部世人翘首以待的著作的题赠页上写上她小儿子阿道夫的名字，安娜·冯·博尔塞伦一定会感到不胜荣幸。人们盼望读到这本书的渴望心情决不亚于今天的人们等待西贝柳斯的第九交响曲问世的心情。然而，希腊和拉丁谚语超出了这位夫人的知识范围。所以说，见面前，两人维持的是一种悬而未决、互不了解的关系。后来，伊拉斯谟发现他那位富有的女雇主名义上拥有上千英亩的土地，但每日的食物却要靠一些忠实的农户的慷慨解囊来维持。
        这样看来，她根本不是伊拉斯谟想象的那种开明、富有的资助人，根本不是他幻想中的慈善仙女。她不可能给他开一张安特卫普，或者巴黎、罗马某家著名银行的汇票，让他全身心地投入对严肃文学的研究。可是，为了维持生计，他必须花很多时间，浪费不少的精力来撰写平庸之作。即便如此，收入也是无保证的。
        在伊拉斯谟的一生中失望与不幸接连不断，所以大多为他作传的人都没有对他这段经历真正感兴趣。可我和费里茨却认为这件事不容忽略。这次招致不幸的北贝弗兰之行是伊拉斯谟的一次冒险之举，至今我们故乡的不少人还清楚地记得他的这段经历。他们是从祖父那里听来的，祖父是从曾祖父那里得知的，由此一代一代直至追溯到15世纪末。
        二月初，伊拉斯谟来到维勒城，从这里他将乘船去北贝弗兰岛上他的新理想之国。那年冬天异常寒冷。沃尔切伦到北贝弗兰之间广阔的水域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没有船只能够通过。沃尔切伦与其他岛屿之间的交通联系已被迫中断了多日。伊拉斯谟抵达维勒的前几天，突然连降暴雨，冰层开始融化，随后，风向出人意料地由东转西，温度骤然下降，雨中夹着雪铺天盖地而来。这下子，水面和陆地上都被厚厚的坚冰所覆盖。现在伊拉斯谟要想抵达目的地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步行。
        伊拉斯谟在其后不久写给友人威廉·芒特乔伊勋爵的信中这样描写道：“安娜的城堡就在前面，但结了冰的水面把我们分隔开来。那天上午对面岛上的两个人试图穿过结冰的水面到岸这边来，可肆虐的狂风把他们吹了回去。然而，我们所要去的方向是顺风。我蹲下来，准备滑过冰面。正如我所预料的，呼啸的狂风推着我向前滑。我索性坐在冰上，用一根长木棍作舵，以确定方向。暴风推着我直达目的地。真可谓是一次新奇的航行!
        “上面是对我这次旅行——一连串痛苦的冒险经历——的记录，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连串令人愉快的经历。
        “我安然地到达了维勒的安娜夫人家。我该用什么样的词汇才能向你描述这位高贵夫人的仪表、仁慈和慷慨呢?比她更端庄、更聪明、更有魅力的人肯定尚未出世，只能用诸如此类的词语来描述她。”
        他的这些赞美之词当然是讲在这位热切的“朝圣者”对夫人无力偿付债务的事实，以及对学术动态漠不关心的态度有所了解之前。伊拉斯谟到过维勒城，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时间，住在城里的某位商人或工匠的家里。或许对当时即将竣工的市政大厅的建筑特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这些考虑使我们觉得伊拉斯谟是我们邀请来出席我们第一次，也是试验性晚宴的理想人选。
        我们的猜测是正确的。费里茨家对面塔楼上的排钟刚刚奏出瓦莱柳斯优美的乐曲《感恩颂》的开头几个小节，街上便传来了嘈杂声。我们急忙来到窗前，看到从港口方向的拐角处走来一位个头不高，稍有些驼背的老人。他拄着手杖艰难而行，直朝我们住宅的大门走来。这位怪里怪气的老人身后跟着位又瘦又高的男人。他肯定是伊拉斯谟的仆人，他终身的助手。这一不常见的情景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有十几个男女孩童奔过来想看看美国人和他的阿姆斯特丹朋友请来了什么样的怪人。我们听到的嘈杂声就发自他们的木鞋。
        恰在排钟奏完这支庄严的乐曲之时，那位矮小的老人站在了我们的房子前。他转过身子，面向市政厅，干瘦的手指颤抖地指向市政厅前7座雕像中的一个，这7座雕像可是这座宏伟古建筑的荣耀所在。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伊拉斯谟在给他的同伴指出哪一尊是维勒的安娜的雕像。这个女人在他的生活中举足轻重，正是她使他在隆冬之际冒险奔波，结果却发现他求得“稳步发展”的希望再一次破灭。
        在为客人准备菜单方面我们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众所周知，伊拉斯谟是个疑病症患者。他在致亲友的书信中总是在为自己的身体担忧。当然他这样做情有可原，因为，从孩提时起他一直身体虚弱，在斯泰恩修道院的那些日子里，他总是忍饥挨饿。后来，作为慈善团体赈济的学生在巴黎的蒙塔哥学院学习时，他患上了这种可怕的疾病，终身都没有摆脱这种慢性病对他的折磨。
        同时，像大多数文艺复兴早期舞文弄墨的人一样，伊拉斯谟也有夸大那个时期生活条件所造成的不适的倾向。在写给朋友们的信函中，他总是抱怨他感到身体不适：从伦敦到剑桥的旅途中客栈潮湿的床铺使他患了感冒或者咳嗽；从安特卫普去布鲁塞尔的途中由于喝了佛兰德斯酸啤酒而发起高烧，卧床近3个星期，他估计他将不久于人世了，诸如此类等等。
        在大驾光临陌生人家之前，他要确保主人不会为他准备他不宜吃的食物，不要让他睡在铺着没有晒透的被褥的床上，不安排他在有穿堂风的房间里研读。这是他的规矩。对这个问题我事先有充分的了解，因此我可以轻而易举地为他安排一顿饭菜，完全满足这位老人文主义学者吹毛求疵的要求和规矩。
        首先，我点了一道盖尔德斯香肠蔬菜汤，因为我知道伊拉斯谟认为盖尔德斯香肠是他的祖国奉献给欧洲大陆烹饪宝库为数不多的美味佳肴中的一种。接下来，我打算上一道小牛肉，可是由于伊拉斯谟生活在从用手向使用刀叉用餐的过渡时期，所以对上烤牛肉还是炖牛肉我有些犹豫不决。不过我记得在什么地方(可能是巴塞尔吧)见过一个皮匣子，里面装着一位波兰修道院院长送给他的刀叉。我们以此推断伊拉斯谟知道如何使用刀叉，因此决定上一道浇汁牛肉片，用酸奶油和辣根做汁。事后他肯定会抱怨辣根差一点要了他的命，但鉴于他用餐后会马上离开，对这一点我们不必过多地担心。我们想小苏打水能够帮助他减轻痛苦，希望我们给他的苏打水正好适量。伊拉斯谟从不吃土豆(他从未喜欢过这种无味的蔬菜)，因此，我们准备了豆角和胡萝卜，并且十分小心地避免使用任何甘蓝科蔬菜，他有胃溃疡，不能吃这类菜。
        为他准备的甜点是他最喜欢的新鲜水果。至于酒类(他患有肾结石，必须对饮料格外小心)，我选用了他钟爱的摩泽尔佳酿，一瓶1921年伯卡斯特勒多克特生产的奥斯莱斯，外加一瓶也是1921年酿制的德国极品斯派特莱斯。1921年是德国酿造出超优质葡萄酒的最后一年。
        为了迎接伊拉斯谟的到来，费里茨搞到了一幅1523年汉斯·霍尔拜因为他画的肖像的复制品，非常逼真。这一选择看来是恰当的，因为伊拉斯谟进来后立即注意到了这副画像，并发表了评论。但是，后来他还是承认他更喜欢昆廷·马特西斯在他50岁出头时为他作的画。“他画中的我不像霍尔拜因画得那么年迈。”他解释说，“我希望人们时而还记得我也曾经青春年少过，并不是生下来就已经100岁了。”随后他批评霍尔拜因对他的嘴部的处理(我们也认为他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我意识到这是一个相当微妙的话题。年轻时，伊拉斯谟曾在绘画艺术方面显露出才华。但当时的社会普遍认为从事绘画的人属于制作木鞋匠人的行列，与他作为牧师和拉丁文、希腊文学者的身份格格不入。这听起来有些荒唐，然而直到伊拉斯谟辞世一个多世纪之后，低地国家的画家们才得到了应有的社会尊重，得以组织属于自己的行会，以使徒路加的名字命名。据说这位和蔼的医生利用闲暇创作了不少有关圣母玛利亚的作品。
        正因如此，伊拉斯谟丢开了画笔。但是，他对使用绘画手段来表达自己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的信函和手稿上总是有随笔画的小插图这一事实足以说明这一点。如果有人不嫌麻烦，把它们从原稿中整理出来，完全可以装订成册。倘若这样做了，我肯定我们的心理学家们通过认真研究画面中的这些小怪物、畸形无产者和侏儒魔鬼，可以揭示伊拉斯谟人生哲学中至今尚不为人知的某些侧面。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有意避开绘画艺术这一话题，而是想看看他对我们选中的音乐有何反应。我记得伊拉斯谟与老友托马斯·莫尔爵士住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是他最感幸福的时光。英格兰碰巧是他最喜欢的国家。尽管他抱怨(近400年来又有谁不抱怨呢?)除了个别私人家庭外，那里客栈床铺潮湿，饭菜粗劣，但他还是钟爱这个让人感到愉悦的国家。在那里年轻姑娘有亲吻拜访她们年迈父母的习惯。
        清教徒出现在英格兰之前，那里确实是一片乐土。除了当时统治英格兰的是一个纵欲的疯子；除了几乎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没有让人透不过气的绞刑台和酷刑架之外，那里真正的气氛是发自内心的快乐、富足的生活、惊人的超前的思想，这在全国各地都有表现。歌舞升平的生活当然会有大量的音乐作品涌现。但大多数作品属于业余性质，因为英格兰国人固执己见，从没有对纯粹精湛的演奏技巧发生过多大兴趣。
        为此，经过在唱片目录中查找，我们订购了一些16世纪在英格兰流行的，看上去比较通俗的歌曲：有奥兰多·吉本斯的《亲爱的心》、约翰·布尔的《国王的猎场》、托马斯·莫
利的《离开我的窗户》和《一对情侣》、威廉·伯德的《钟》以及他的两首经文歌曲，还有弗兰西斯·皮尔金顿的《休息吧，美丽的仙女》。伊拉斯谟进来时，我们放的是亨利·普赛尔的恰空舞曲；上汤时伴着的是威廉·伯德的帕凡舞曲和活泼轻松的双人舞曲。
        看来伊拉斯谟对所选音乐挺感兴趣，但对乐从何出有些迷惑不解。我们很快发现聊天是这位老先生的真正乐趣所在。他喜欢音乐，但当乐曲结束时，他没有要求再继续演奏，这有些令人费解!他十分健谈，自己也深知这一点。看上去他非常渴望能够轻松愉快地交流思想。确实，从他偶发的议论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虽然他对自己目前的状况很满意，但偶尔会觉得气氛有些过于严肃、压抑，希望自己能重返比最近400年来稍微——我们是否可以说——稍微活跃一点的生活。
        从感情上讲，他极其渴望了解当今的事情，总是把16世纪上半叶的政治和宗教局势与20世纪的情况做比较。我们很快发现他对自己死后发生的事情了解得不多。但总的说来，由于他思维敏锐，逻辑性强，所以对文学、政治以及宗教领域中最主要的动态还是相当熟悉。但是，他的知识显得有些不均衡。打个比方说，他使我想到了逃难中的挪威人或者荷兰人，在身处德国专制统治数年之后，终于来到了美国。他需要尽快了解周围的世界，因为有许多情况他根本不知道，了解到的信息都是经审核人员大加删改后的消息，或者由英国和美国电台播出的过于简单的消息。
        然而，这位老先生思维敏锐，反应迅速，绝对自信地从一个题转入另一个话题。所涉及的范围之广，令人惊讶。11点过后不久，他看了看钟(他仍保持着早睡早起的习惯)，说他该休息了。离开前，他试图用几句不大切题的话总结整个晚上的交谈：
        “这些人是多么的可怜、愚蠢，具有欺骗性!他们难道没有受过教育?当然，他们今天做事的速度比我们那时快得多：出生得快，生活节奏快，吃饭的速度快，自然也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得快。但是他们有什么收获呢?你告诉我说他们都能读会写。那么他们读些什么、写些什么呢?他们彼此之间是否比我们更能和平相处?是否比我们更彼此相爱呢?说得简单些，他们是否能以比我们更体面、更宽容的态度彼此相待呢?而互相残杀，世界上的一半人把另一半人送上绞刑架或火刑柱——这是为什么？……很抱歉，时至今日我仍不明白为什么!”
        关于在宴席间我们交谈的详情细节，我因第一次有这样新奇的境遇，心情过于激动已记不太多了。当然，在伊拉斯谟离开后，我和费里茨就这一奇异夜晚的奇异探险讨论了许久。在我向你们汇报我们的餐后分析(为什么不呢?这个词用在这里比人们常用的“事后分析”更恰当!)之前，我必须简单介绍一下伊拉斯谟的生平。在决定邀请他作为我们第一位历史性客人之后，我立即将他的生平写给费里茨供他个人参考。
        下面是我于会面前三天寄到费里茨在阿姆斯特丹办公室的报告。
        我第一次接触德西德里斯·伊拉斯谟是在6岁的时候。每天早晨8点半，我家惟一的老仆人海因便板着面孔拉着我(倒不如说拖着我)去学校。学校设在临河一所可怕的老房子里，一点意思也没有，而鹿特丹的街道和码头上却处处都是迷人的景象、声音和气息。每天早上我都央求老海因在雕像前停驻，等着圣劳伦斯的整点钟声，因为我听说伊拉斯谟听到报时的钟声，会将左手所持的书翻过一页。可是每天早上当我们经过这一诱人的地点时，老海因会把我抓得更紧，拉我走得更快。他从没向我解释我后来才知道的事情——这个故事是不真实的，因为这个伊拉斯谟是铁铸的塑像，不像常人一样有血有肉，他不可能听到报时的钟声。
        这是我第一次与我的著名同乡有接触。然而，他是谁，做了些什么，能使一个并不热衷于尊崇本国名人的国家为他竖一尊雕像——对此我在许多年以后才搞明白。我怀疑大多数的鹿特丹人对这个问题的了解会比我多。即便他们想到伊拉斯谟，也是模模糊糊地将他与基督教改革运动联系在一起。在这些虔诚的人看来基督教改革仍然存在。他们怀疑他与所谓的“恐惧之屋”有关。那座房子就在他的塑像对面。在西班牙军队洗劫鹿特丹期间，新教徒纷纷遭到屠杀，有一批人在这座古老的建筑中得到了庇护。他们很聪明，将一只小山羊的血涂在门窗上。结果，菲利普国王的雇佣军看到这些血十字，认为房子里的人已经得到了“关照”，便离开了。可怜的人们瑟瑟发抖地躲在地窖和阁楼里，待夜幕降临后得以逃生。
        我记得我总是为那只小山羊感到难过。它不得不献出自己的鲜血，这样别人才得以活下来。我也相信那个手持书本的铁人与我们争取自由的光荣斗争中的这一恐怖事件有关。也许正是他切断了那只不幸的小生灵的喉咙，虽然他看上去非常友善，有一个长而有趣的鼻子和一张总是在微笑的嘴，手中没有刀、匕首或任何其他武器。
        第二次与我心目中的英雄有联系是在小城豪达，大约6年以后。读过查尔斯·里德以笔名特尔·古乌所著小说《隐修院和炉边》的人可能对这个小城更熟悉些。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正在做老先生做过的事情，列举希腊文和拉丁文动词的变化形式(包括规则动词和不规则动词，变化形式很容易搞混，令人苦不堪言)。
        那段经历并不令人愉快。那些应该向我们揭示古代世界的神秘和美妙的人们都是些不可教化的野蛮人。他们需要熟知一些语法规则，写一篇不太长、枯燥无味的有关句法或语法中尚模糊不清的问题的论文，取得博士学位，才能胜任工作。可他们非常缺乏对风格和文学魅力的鉴赏。在他们看来，荷马壮丽的诗歌句法结构混乱不堪，重音错误百出，只能用来哄骗荷兰的小孩子。西塞罗是惟一达到他们学究式标准的古代作家，这位没有文学灵感的法律顾问被视为我们的典范。我们应尽全力朝着他的方向奋斗，才可能成为他们所谓的“纯粹的拉丁文学者”。
        天晓得，我怎么会在11岁这样不成熟的年龄就已经受到后来成为我一生动力的那种激情的感染。我对我的同胞们的好奇与日俱增，固执地想弄清楚他们做事的动力是什么。我觉得尽我可能去了解古人才有可能解开的这个谜团。出于这种想法，我想掌握拉丁文和希腊文，以便阅读古代作家的作品。但我的老师们却一味坚持要我死背语法，而对我总是问文献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大为不满。他们把这些文章塞给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精神实质，而是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模糊不清的动词的不规则变位上，只想看看我们是否知道在受夺格困扰的整个希腊文学中仅出现过一次的某个单词。
        在我青年时代，不当的教学方法所产生的后果是令人悲哀的。我所遭受的痛苦听起来与伊拉斯谟的遭遇极为相似。这一点可以从他的书信中了解到。当时，他失望地从一所学校或大学转到另一所，试图找到一位真正有学问的、能激发学生的老师。惟一不同的地方是：伊拉斯谟对他的教授们的尖刻斥责，以及对当时其他学者的冷漠态度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他称他们是“无知的乡巴佬”、“粗野的笨蛋”、“无法教化的呆子”、“冒牌学者”和“没有教养的平庸之辈”。我完全同意伊拉斯谟的说法，甚至认为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伊拉斯谟幸免于我们必须默默忍受的耻辱，因为在我年轻的时代，老师总是对的，所以家长根本不可能站在学生一边。伊拉斯谟的老师们不吸烟，也没有一手拿着语法书和记分册，一手拿三根一包的雪茄走进教室。他们拿着语法书问我们问题，在记分册上详细地记下我们的每一个错误。他们一边吸那三只雪茄，一边幸灾乐祸地看着我们答不出问题的窘态。
        通过我在这里的描述，你可以看到我在这个古老国度度过的童年岁月并不令人感到愉快，完全是小德西德里斯在斯泰恩修道院学习时生活的翻版。一天，我在豪达发现，离城不远有一个叫斯泰恩的农庄。据说那个老修道院就位于此地，除了几段残墙短壁以外，房屋建筑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了。另外，据我了解，还有一些伊拉斯谟时的桌椅存留了下来，但都已年久失修、破旧不堪了。
        我决心查找这些旧桌椅的下落。周三和周六下午的时间可以由我支配。按规定，我应该用这些时间踢足球以“强身健体”，但我不大注意体育锻炼，而且讨厌踢足球。我沿着伊塞尔河的堤坝朝前走，感到自己是在进行一次探险活动。
        这是5月初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天空中飘着片片白云，微风轻拂着柳树的枝条。鸟儿们忙着修巢筑窝，为即将出世的孩子们建筑家园。一个半小时后我到达了目的地。有人告诉我必须找到一座大门上写有“斯泰恩”的房子。
        大门就在不远处，与东倒西歪的木栅栏围墙构成一个整体。离门几百码的地方是一座农舍，年久失修，破旧不堪。农舍的周围是马厩，看上去也需要好好粉刷一下了。一位不修边幅的少女，身着脏兮兮的荷兰农场帮工常穿的那种蓝色斜纹粗布工装裤，正在用手推车推运新铲出的牛粪。看我走进院子，她停住脚，放下手推车，直截了当地问我想干什么。她的话提醒了我，这是私人住宅，陌生人未经许可是不能入内的。我问她这个地方是否叫“斯泰恩”，她说是的。我告诉她我听说房子里有些老家具，我能否看一看。
        她想知道我为什么要看老家具。我告诉她这里曾经是一所有名的修道院的所在地。她说她从来没有听说过此事。并问那是什么时间的事情。
        “很久以前，”我答道，“几百年前吧。”
        她摇了摇头。这里没有旧家具，她也没有听说什么修道院。她不是天主教徒，对修道院不感兴趣。那是修士住的地方，她讨厌修士，因为对于诚实的乡下姑娘来说，他们不是好人。她的祖母这样告诉她的，一定不会错的。
        当时我尚年轻，非常腼腆。碰到这样的情况有些不知所措。我向她表示抱歉，说可能是我搞错了，希望她不要在意，并祝她下午愉快。她对我的客套未作反应，只是操起手推车，推着粪肥朝大田方向走去。
        一个男人开门走了出来，大声问她这小男孩想干什么。她转身，同样大声地回答说我问有没有老家具。
        “又一个傻瓜。”站在农舍门口的汉子吼道，显然是说给我听的，“下一次再有蠢货来问什么老家具，我就放狗咬他们。”
        我可不喜欢狗咬人的场面。当我关上栅栏门，拐上通往豪达的路，才松了口气。
        伊拉斯谟来吃饭时，我把这段经历讲给他听，他开心地笑了。
        “这么多年了，那里的人可没有多大变化。”他说，“我一生都在努力忘掉那个地方，但没有成功。一想到我在那帮粗劣、庸俗的野蛮人手里的遭遇，我仍会感到心有余悸。即使在今天，已经过去了几百年，提起他们我就发抖。”
        伊拉斯谟简短的几句回忆正好可以作为他生平故事的引子。
        我想我在前文中已经说过，我们不知道这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到底出生在哪一年。可能是1466年，但也可能是1465年或1467年。可供我们参考的有关这方面的惟一资料是他在一封信中所写的一段不长的自传。他喜欢戏剧性地描述他不幸的出生，详尽地说明私生子身份使他一生都受到影响，处世艰难。但他所知道的也都是听来的，而且非常有限。
        人们对于他父亲的了解也只是一些只言片语。只知道他的名字叫罗杰·杰勒德，因此，他的私生子被称作盖里特·盖里茨·朱恩，或者是杰勒德之子小杰勒德。伊拉斯谟从事写作生涯后，他不得不按照当时的习惯做法把他的名字拉丁化。他也为自己取了一个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们中广为流行的那种文字谜般的名字。从他的荷兰名字杰勒德(Gerrit)他联想到动词“愿望(geeren或begeeren)”。“愿望”的拉丁文是desiderare，希腊语是eraomai。下面就容易了，从这两个词中他提炼出了一个奇怪的组合德西德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as)。在正式场合，他常在名字的后面加上他出生的那个城市的名字。他成名后，人们都称他为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拼写为Erasmus  Rotterodamus或Roterodamus，中间只有一个t，尽管鹿特丹市(Rotterdam)得名于有两个t的鹿特河(Rotte)。
        像我一样，他并不热爱自己的出生地，尽量避免重返故乡。他也一直没有得到故乡人的认可，直到后来他家乡的人们惊讶地发现他闻名世界的名望是可以用来赢利的财富，可以给那些与这里坚定的自由民(都是些拜金的实利主义者)一样热爱文学艺术的贵宾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据可靠但非正式的证据表明，他的父亲曾是个神职人员，但说不清是何种神职人员。在中世纪后期，神职人员的种类不计其数。当时政教合一，只有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宗教改革)才能将两者分开。
        如果他的父亲是修道会的正式神甫(有人坚持这样认为)，有些越轨的性行为是不会引起公众的注意的，因为，尽管当时对僧侣的守身有严格的规定，可15世纪的许多神甫都半正式地与女人姘居。在那个时代，一个有4个孩子的枢机主教(指的是亚历山大·博尔吉亚)仍当选为教皇。曾经为恢复基督教的纯净作出过极大努力的托钵僧修会，现在早已蜕化变质，远离其初衷了。圣方济各和他的改革追随者们勇敢奋斗，试图使教会重返基督教初建时的简朴，可他们崇高的理想早已被抛弃，因为，在这个平民世界里这些都是不实际的，行不通的。平民百姓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且一定要得到自己的那一份——最好再多附带一点。
        很自然，那些对信仰持严肃认真态度的人们不能容忍这种现状，大声疾呼改革和净化。如果他们改革成功的话，教皇们将不再是基督教世界中最富有的王侯；主教们必须每日粗茶淡饭，再不可花天酒地；乡村牧师们在教堂会众时必须收敛起总是在女人们身上打转的目光；而那些不计其数的教会食客们、律师、监工，甚至那些做修道院农产品生意的犹太商人们再也得不到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应该享有的、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的丰厚的收益。
        但是，直到伊拉斯谟人过中年，这些迫切需要的改革才开始出现。所以豪达的罗杰·杰勒德(据了解豪达是伊拉斯谟父亲的出生地)的“不检点”行为，除了对他非正常婚姻的产物——德西德里斯和他的哥哥彼德的影响之外，并不是件引人注目的事情。伊拉斯谟与哥哥一直保持着真挚的手足之情。在可塑性很强的童年时代，哥哥彼得与他患难与共，分担了他的痛苦。
        人们从未能准确地描述伊拉斯谟生平中这一时期的故事。查尔斯·里德历尽艰辛，竭尽全力来解释为什么罗杰·杰勒德未能取孩子的母亲为妻。可那都是他的猜想。当然，这是小说家的权利，他们的责任就是要让主人公以最佳的形象登场，对此我不想作任何评论。但我对这段故事却比较了解。
        那是荷兰的一个小镇，镇上的居民彼此相识。就在这样一个比村庄大一些的镇子里住着一对彼此相爱的年轻人。可由于某种原因他们不能成婚。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一原因如同歌德的《浮士德》的故事情节一样有些过于牵强。然而，在格伦迪太太仍然得到教会的支持的年代里，这一原因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随后我们看到的是这对恋人的孩子受到歧视，成为了人们议论的中心。两个体面的中产阶级家庭被这不光彩的事搞得心烦意乱，他们盲目地畏惧邻里的舆论，甚至抛弃了人应该具有的最起码的宽容和善良。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他们希望秘密地将两个不幸的孩子送到附近的小城豪达的亲戚家里去。至少，在豪达他们躲开了体面的鹿特丹邻居们的视线，不再成为引起人们皱眉的原因。
        就这样，两个男孩去了豪达(需要走一天的路程)，被送进学校学习文法，以便日后能够进入某个修道院。这样他们就会被人们遗忘，(他们的存在)将不再是耻辱的象征。
        然而，决定孩子命运的必定还有其他因素。可能是某位叔叔或姨妈同情这两个被抛弃的无家可归的孩子，因为据我们了解到的一些蛛丝马迹表明，曾有人作出努力要使两个孩子至少受到这一边远地区、这一远离欧洲文明中心的地区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教育。
        据说在中世纪，某一地区基督徒德行的高低是与这一地区距离罗马的远近成正比的。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15世纪的教皇统治与300年后的荷兰王权极为相似。不仅对当选的个人，而且对他所有的亲戚、朋友，以及奉承他的人都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投资。因此，暴民们抢劫当选为教皇——即将登上圣彼得宝座——的枢机主教的官邸得到了罗马人的理解和普遍认同。难道有理由不理解、认同他们吗？难道在不朽之城罗马还有哪个孩子不知道新上任的教区牧师的当务之急是尽快补偿自己的损失吗？他们把所有报酬丰厚的闲职授予自己的侄子、表兄，更有臭名昭著者，授予了自己的孩子。
        这一切听起来令现代人难以置信，因为在当今梵蒂冈的主人(即便他可能拥有几座乡间别墅、自己的邮局和电台)过着与怀俄明州偏远乡村的牧师同样俭朴的生活。但是，在当时因为没有重新修建畅通的道路，世界显得太大了，教皇机构的腐败堕落，像其他消息一样很难跨越阿尔卑斯山脉。因此，北方消息闭塞的居民们继续虔诚、纯朴地笃信基督教，乃至于他们都成了那些老于世故的意大利主子们的笑柄。当然，这样的玩笑被小心地控制在不朽之城的城墙之内。这是因为忠诚的北方人相信其救世主说过的有关诚实、慈善、贫穷方面的每一句话，也是因为北方人都是些勤劳的生意人和手艺人，他们愿意，实际上是热切盼望尽其所能来支持和维护他们敬爱的七丘城之父。明智的政策是哄着他们，而不是拿他们开玩笑。否则有一天他们会产生怀疑，拉紧他们装得满满的皮钱袋子上的绳子。即使北方人宣称对于他们来说基督的话比任何俗人的话都更有分量，一旦两者发生冲突，他们打算站在基督而不是他在尘世的代表一边。对这样偏激的话有时也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教会当局不想杀鸡取卵的愿望大概是北方基督徒们得以进行许多成功实验的主要原因。
        在意大利，圣方济各的信徒们会发现，即便他们的领袖在世，他们所奉行的财富共享的信条在大本营也是行不通的，甚至会带来杀身之祸。但是，在阿尔卑斯山脉的那一边却有机会开展许多活动。这些活动如果是发生在离权力中心更近一些的地方，将会受到密切的关注。这就是为什么各种全新的、具有共产主义嫌疑的半教权主义组织，不仅能够受到低地国家广大民众的欢迎，而且存在了近300年之久。
        说到这里，我意识到共产主义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在教会的机体中早已存在。所有的修道会都以集体主义原则为基础。集体主义原则曾引起二三世纪高贵的罗马人的极大关注，当时基督徒和共产主义者这两个词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区别。比较而言，同甘共苦的做法并不危及他人，因为这样的做法被囿于隐修院高墙内那一小片地域里。人们都知道修士是与世隔绝的。他们立誓效忠信仰，为信仰而献身。他们受到所在修道会严格制度的约束，必须绝对服从直接上司——修道院院长——的领导。修道院院长就他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事宜向地区主管负责，而地区主管则向他们的最高行政长官——教皇负责。因此，一些热切的、误入歧途的宗教狂热分子组成的小团体时常进行一些奇特的、并不受欢迎的教派间合作和实用基督教方面的尝试性活动，但对正常的世界事务不会构成太大的威胁。这些狂热分子把基督所说的富有的年轻人是没有机会进入天国的话视为真理，并奉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准则。如果他们的做法稍有过火，拉特兰宫甚至梵蒂冈就会插手危险地区的事端，改变闹事组织的章程，清除其领导成员。假如情况严重，有些人就要被送上断头台。最终，一切都将恢复到对整个世界有利的状态。
        14世纪最后的20年里，在低地国家建立起的这类共同生活兄弟会，在伊拉斯谟同时代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兄弟会与普通的修道院的重要区别是：其成员不用发誓隐修，仍然保留着个人公民身份，这种做法并不直接受到教会法律的制约。
        这些各色各样的兄弟会组织是一位叫吉尔特·格卢特的人的创意。他后来改名盖拉德斯·马格纳斯。他是代芬特尔人，该城位于低地国家的东部。吉尔特·格卢特曾就读于巴黎大学，并拜访过阿维尼翁的教皇宫廷，其神职前途一片光明。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的信仰突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变得愤世嫉俗，在一个隐修院隐居3年。当他再次出现在人们中间时，他已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福音传教士——一位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受欢迎、最成功的福音传教士。
        吉尔特·格卢特是那种极为突出的优秀传教士。他有头脑，懂常识，没有个人野心。在隐修院时，他经过长时间的冥思苦想，制定了自己的奋斗目标：要让每一个公民都过上真正的基督徒生活，同时仍不脱离他所劳作、生活的社会。他的这个计划不仅是个崇高的理想，而且切实可行。格卢特的顶头上司乌得勒支的主教十分清楚这一点，他立即认识到这是异端。
        这位圣者(至少他自己认为)是完全正确的。14世纪后半叶，人们普遍对经济状况不满。吉尔特·格卢特向普通民众宣讲最初的基督徒是没有贫富之分的，所有的信徒平均分享教区内所能支配的财富，只要信徒们听从他的教诲，这样的幸福生活将重新降临。在这样的时期，向民众灌输这样的思想可非同寻常。格卢特很受欢迎，他周游各地，向所有愿意听他布道的人宣传、解释他的思想。
        在吉尔特·格卢特的一生中，黑死病一直肆虐整个欧亚大陆。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夺走了两大洲近三分之二人口的生命。黑死病严重破坏了中世纪早期相当均衡的财富分配。黑死病导致劳动力严重短缺，因此使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出乎意料地富裕起来。田间人手供不应求的局面对诚实的农工们极为有利。他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要求较高的报酬(一般是每天3分钱)。他们开始与劫后余生的幸存者一起愚蠢地炫耀起他们“奢华的财富”，最终竟然有人在帽子和鞋子上缀上银铃，以显示自己有足够的现金来进行这种可悲的浪费。
        在英国，修道院(在那样虔诚信奉上帝的时代，有谁不考虑向其灵魂的监管人赠送一点礼物，以保证日后能享受天国之福呢!)里堆满了无法用于投资的资金，这情景很像我们最近的经济大萧条，最初的几年银行里堆积着用不出去的钱。那些桀骜不逊的修道院院长们——他们对自己和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非常自信——并不知道正是他们地窖里的黄金在一个世纪后招致亨利八世对这笔逐渐积累起来的财富进行了大肆的掠夺。他用掠夺来的财富充实自己和其亲信的私囊。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一个“直接、进取的基督教”思想的宣扬者，出现在民众中，用最简单的语言问他们：假若一个人拥有一切而惟独没有对基督的真正的爱，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在这样的时刻这样做，正如虔诚的乌得勒支的主教恰当指出的那样，可不是件受欢迎的事情。
        中世纪的雄辩术很像当时的音乐，现在当然对我们已经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了，因为我们习惯的是更简单明了的东西。但是，当我们不辞劳苦地阅读这位加尔都西会的格卢特修士的布道稿时，我们还是能感到他的布道在当时对广大民众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些民众既没有得益于他们已故的亲属，也不是那些社会急需、报酬高昂的“劳工帮”的成员。他们被夹在两者中间，被出人意料的飞涨的物价所摧毁，总是处在饥饿的边缘，每天都有可能失去他们的小农场，被抛到一个不再有栖身之地的世界。
        吉尔特·格卢特去世时，坎普腾的托马斯还是个孩子。对于这位伟人的成功经历，他是从别人那儿了解到的。像格卢特一样，托马斯对世俗的功名漠不关心，他向我们详尽地描述了当时聚会的情况：周围十里八乡的男女老幼都来参加聚会，时常他们不吃不睡赶路多日，以便能够到场聆听他们热爱的传教士亲临某一很远的教堂所作的布道。正如虔诚的托马斯告诉我们的那样，一旦被他的魔力所吸引，人们会跟随他前往下一个布道地点，这样他们就不会错过他以深刻和慰藉人心的雄辩术倾注到人们心灵中的，哪怕是一星半点的精神安慰。
        不用说，吉尔特·格卢特所谴责的对象——富有的主教、放高利贷者和当时的咖啡馆社交界的成员们(他们手上戴着戒指，脚上套着趾环)——对威胁他们舒适生活和安全的游动聚会有着迥然不同的看法。不久就有流言传到了罗马，说什么北方某地新出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异端分子，他把宗教与生活混为一谈，应该对他进行彻底的调查，而且应该尽快制止他，以防他宣传与教会宗旨相违背的思想。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教会当局也深知这一点。格卢特太了解教会的教义了，他绝不会让教会抓住把柄，指责他行为不正当。教会一直喜欢采取温和、巧妙的方法来解决与受到民众爱戴的人的争吵和公开分歧。很快教会便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即把这位受欢迎的福音传教士挤出那个地区，这样就避免了他是否正统或缺乏正统的问题。乌得勒支的主教暗地下了一道命令，禁止所有未经正式授权的教士在其教区内布道。吉尔特·格卢特上诉罗马，要求宣布这条法令无效——至少是在他的问题上。
        罗马教廷习惯于用拖延的方法来处理问题，从不急于回复信件。他们认为不回复信件就是最有效的回信。吉尔特·格卢特被闲置了起来(但必须保持沉默)，后终因闲着无聊而厌倦了等待，决定造访离佛兰德斯的滑铁卢村不远的格罗嫩代尔修道院。在那个修道院里住着一位叫扬·凡·拉伊斯布鲁克的人。你会发现，他是那种在中世纪任何地方都能见到的怪人。
        拉伊斯布鲁克是一位绝对的神秘主义者，具有佛兰芒式的虔诚和常识——祈祷加金钱。出生在1293年的人不一定都很有钱，即使像拉伊斯布鲁克这样活了近90岁的人也如此。东方或地中海地区的神秘主义者最终可能会发展成没有任何欲望的隐居修道之人，在石墩上或山洞里度过日日夜夜。可是佛兰芒的神秘主义者却牢记《哥林多前书》XIV：40的那一段话，即使在隐修之时，也坚持把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事务安排得体有序。因此，在低地国家几乎没有出现过那种令人作呕的圣徒，甚至在像阿西西的圣方济各这样明智的人也犯了“苦修”这种令人反感的错误时，头脑清醒的北方人也没有对此产生兴趣，而是感到反感。他们一直憎恶这种做法，认为那是在无效地浪费时间和精力。
        前文中已经说过，伊拉斯谟度过他大部分童年时代的修道院并非天堂。修士们大都来自附近的农村。修道院被农民们当成了那些不能胜任田间劳作的人的避难所，他们纷纷将自己体弱多病、游手好闲、天生笨拙的孩子送进修道院。但是，生活中的一些令人愉快的本质还是保留了下来。中世纪的幸存者——佛兰德斯和荷兰的贝居安女修会修女——向我们证明了，除偶尔出现一两个退化者(我模糊地记得希斯丹市——或是其他什么地方!——有一个圣女，以40多年不洗澡，不换衣服而闻名!)之外，绝大多数的男男女女，无论多么彻底地沉溺于奥秘的思索之中，从未彻底忘记他们对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身体还负有某些义务。
        北方神秘主义者也有同样的想法。每当看到罗耀拉的圣依纳爵的画像时，我都会发抖。看着他的双眼和嘴部流露出的残忍，我恐惧的程度绝不亚于看到了阿道夫·希特勒面部表情中最显著的特征——带着嘲讽的蔑视。假若我生活在400年以前，我会本能地像现在与元首作斗争一样反对罗耀拉。不要让我解释为什么仅仅一张嘴或是一双眼睛就会令我——一位一直都很随和、爱好和平的公民——勃然产生如此没有根据的仇恨，我无法告诉你。可能是出于对个人自由的强烈的热爱，因为这是一个荷兰人与生共有的权利的一部分。也可能是我无意中想起某个国家在我的祖国对我的同胞所进行的残酷的虐待和折磨；这个国家似乎以把钢钉扎进困倦的公牛的身体，或是狠抽一头饿得几乎站不住的驴子为最大乐趣。另外，还可能是因为我被童年时许许多多的人为了信仰被关押、吊死、砍头、溺死或烧死的记忆所困扰，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些。
        我早已放弃了搞清楚为什么这一切会对我个人产生如此直接的影响。但是，我想杀了任何折磨孩子、虐待动物的人的念头仍在，而且想改变或打消这种念头已为时太晚了。如果不是那晚伊拉斯谟与我们在一起时我发现他对这个问题与我持同样的观点，我也不会谈起这个话题。